［摘要］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萌芽虽早，但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学科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学科原理、性质、内容和研究方法得以确立，并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述。但应看到，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队伍仍旧薄弱，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统、成熟的学科体系，这些是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地理；动物；刍议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2－0144－06
［作者］杨杰
历史动物地理学(historical zoo geography)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动物的分布、变迁及其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包括古代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家养动物的地理起源和传播进程等。从方法论上讲，历史动物地理学是以地理学的观点，研究历史时期动物学的内容，并与生态学相联系的边缘性学科，其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气候学、生态学以及民族学等。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动物地理学不同于生态动物地理学。前者着重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动物分布区的形成及其变迁，探讨历史时期各地动物在系统演化上的关系及其动因，进行动物地理区的划分。后者着重研究动物分布、扩展的生态因素，探讨动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区域分化，进行动物生态地理群的划分。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回顾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知识萌芽很早，殷墟甲骨卜辞关于商王狩猎与祭祀活动的内容中就有大量有关动物的记载，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狈、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鼋、黾、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鹬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猪、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中国古籍中涉及动物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诗经》中记载有108种动物的分布；《尚书·禹贡》篇中也有对中国九州经济动物的记载；《周礼·考工记》：“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第一次划出了济水、汶水这条中国古动物南北分布的界线；《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和《周礼·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中均有古代“六畜”的明确记载；《国语·楚语下》：“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详细记载了肉食文化与礼制的关系；《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游化别群，则萦腾驹，班马政二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首次出现了“马政”的记载；《汉书·王莽传》：“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提及我国古代南方渔业的情况。
虽然古代文献中有大量与动物有关的记载，但对古动物多没有进行系统的地域性研究，也没有对动物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性探讨。真正使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对古代动物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则是从近代开始。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开创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
1930年，徐中舒先生发表了《殷人服象与象之南迁》一文，可视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尝试对殷商时期的珍稀野生物种大象的地理分布变迁进行探讨，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爲”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利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如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根据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该文对认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以上成果虽然涉及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某些方面，但是均没有系统探讨动物分布变迁的完整面貌以及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缓慢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新中国成立直至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发展缓慢。有关古代动物地理的研究，寥若晨星，且多集中在动物考古学领域和生态动物地理学领域。动物考古学领域代表性成果有李有恒、韩德芬写的《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其研究范围涉及鉴定动物种属、探讨半坡人的活动及认识当时的自然环境。例如，通过竹鼠的生态认识到当时这个地方有竹林，推测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另外还通过其它动物的生态认识当时遗址周围地区的地形地貌。生态动物地理学领域代表性成果有《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全书根据陆栖脊椎动物的资料，论述了中国动物区系的历史演变，分布特征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对中国动物地理区划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从动物生态地理学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各生态地理动物群的特征。最后分历史时期与现代两个部分，叙述了中国动物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虽然动物考古学和生态动物地理学研究与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学科性质仍有明显的差异。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仍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其学科地位从理论上得到认可，但实际上还很难看清它的存在，以至于反映80年代初期我国历史地理学总体水平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历史动物地理学这样描述：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快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80年代至今，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许多历史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并在综述性质的著作中，把其作为单独的章节，放入历史自然地理部分。同时，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明确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科意识，并创新了研究方法，发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历史动物地理学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此系列成果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杨杰：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刍议2012年2月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从而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偏重于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早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现状
当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以古代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为主，主要围绕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而展开，其中既有概括性研究著作，也不乏专题性研究论文，同时还包括综述性的历史地理论著。
学术著作以何业恒的六部成果为代表：
(1)《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以湖南一省的空间为限，内容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
(2)《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包括了大熊猫、金丝猴、长臂猿、亚洲象、野生犀牛、麋鹿、白鳍豚等32种国家一级保护兽类；
(3)《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讨论了猕猴、穿山甲、小熊猫、水獭、野麝等3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兽类；
(4)《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探讨了褐马鸡、黑鹳、绿孔雀、丹顶鹤等31种珍稀鸟类；
(5)《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则复原了马来鳄、扬子鳄、鳄蜥、蟒蛇、玳瑁、鼋、大鲵、中华鲟、文昌鱼等55种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
(6)《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上篇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虎的亚种，论述了各个亚种学名的由来、特征、地理分布及其演变，最后谈到虎的保护问题。下篇论述我国棕熊、黑熊、马熊和马来熊的历史变迁。
学术论文成果丰富，研究的对象包括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哺乳类动物，探讨了这些珍稀动物地理分布状况及其变迁、历史变迁的普遍规律及其成因。代表性成果如下：
(1)鱼类：《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
(2)鸟类：成果有文焕然等的《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何业恒等的《中国鹦鹉分布的变迁》以及何业恒的《试论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
(3)爬行类：成果有文焕然等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文焕然等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及陈伟明等的《历史时期韩江流域鳄鱼灭绝原因新探》；
(4)哺乳动物：对于象的研究成果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对于虎的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蓝勇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和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对于熊的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的《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与《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论文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也有学者对古代家畜予以关注，但多侧重起源研究，如袁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
综述性的历史地理论著往往把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作为单独的章节，放入历史自然地理部分加以概述。代表性成果有：
(1)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把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演变与植被的变迁合为一章，归入历史自然地理部分，重点探讨了孔雀、鹦鹉、犀、象、麋鹿、猕猴、猩猩、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和马来鳄等动物的历史分布变迁；
(2)蓝勇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把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作为一章，对亚洲象、犀牛、扬子鳄、马来鳄、孔雀、鹦鹉、长臂猿、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麋鹿、虎以及熊等14种动物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3)华林甫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把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作为一节，放入历史自然地理，对历史动物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
虽然这短短二十多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相对历史地理学其他研究方向仍较薄弱，即使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历史动物地理学科发展仍显滞后，其研究成果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动物地理学形成的历史还很短，研究队伍力量薄弱，而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为大家所承认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
其次，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不少研究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开拓，比如，前期的成果基本上都是以珍稀野生动物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与古代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养动物却鲜有涉猎，即使野生动物，也多偏重于个体研究，而对古动物群体特征及其内部联系重视不够。
第三，在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当中，动物地理并非显学，受此观念影响，历史时期的动物地理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已足以表明，历史地理学并不是现代地理学的历史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第四，历史动物地理对史料的要求很高，非穷尽史籍不能保证其研究精度。而文献中有关动物的记载极为庞杂和混乱。其他姑且不论，仅命名就很不规范，以致古代动物大多拥有若干的异名。例如大熊猫在古籍中称为貘、貊、貔，金丝猴则被称为猓然、金丝狨、狨、猱等等，这为史料的判读带来了不少的障碍。由此可见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难度，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第五，历史动物地理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资料利用不够。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日益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动物考古研究报告大量出版，深入探讨了古代的自然环境以及动物与古代先民的关系。这批研究资料对史前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意义重大，也是有关古动物记载的历史文献的校勘和补充。而由于历史动物地理学与动物考古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致使许多历史动物地理学者未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动物考古资料，这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古代动物的分布、变迁及其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言是个很大的缺憾。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路径
(一)加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科的理论探讨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发展到今天，虽然硕果累累，但是支撑其学科发展的理论探讨却是很不够的，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引，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科发展有可能迷失方向，进而失去学科特色。笔者认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更偏重于生物学和地理学，因此，历史动物地理学应有以下两个理论基础：
(1)分替理论：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亨尼希(WilliHennig)提出了分替理论。分替理论认为，某些地区之所以有某些物种是特有的，那是因为它们的祖先原来就在此地存在，并且它们的后裔在这里生存到今天。在这个解释中，一个祖先生物群在它们不能穿越的阻限出现时分裂成亚生物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分离的亚生物群进化成不同的物种。这样，阻杨杰：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刍议2012年2月限的出现就是生物群分离成亚生物群的起因。物种及其分布区的这种多次反复发生的分而替之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生物地理分布的格局。依据这一理论，历史动物地理学者可以探讨某一区域自身物种和外来物种的历史地理变迁过程。
(2)均变论。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C·莱尔提出均变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地球的变化是古今一致的，地质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地球过去的变化只能通过现今的侵蚀、沉积、火山作用等物理和化学作用来认识。在地壳中所发现的留下痕迹的古代生物的各种变化，在其种类和程度上都可能同现今正在进行的变化相类似，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依据这一理论，历史动物地理学家便可假定各种动物生长栖息所要适应的生态环境是古今一致的。这样，如果文献中或考古遗址中所出现的某种动物和现生的动物同属一种，便可以现生动物生长栖息的生态环境为标准，去推测当时某一区域的古自然环境。
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应以分替论和均变论为理论基础，结合生物学的进化论、人地关系领域的或然论和可持续发展论等其他理论，多种理论相互参照，进而探讨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方法。
(二)不断完善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科的研究方向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不能仅局限于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研究，未来的研究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动物区系历史研究，主要研究动物分布区系及其区域分异，从历史的观点比较、探索动物的同源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动物的分布特征与规律；
二是动物生态地理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动物生态地理群，从生态学的观点比较、探索动物的同功性，研究古代动物分布的内在因素与外界条件相互关系及其地理变化，进行古动物生态地理群的区分；
三是动物驯化地理研究，主要探讨驯化动物的地理起源、时间进程、地理分布与传播；动物驯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动物驯化对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家畜起源及其发展中心的影响；人类需求的扩展对驯化种类开发与手段更新的促进。
除了以上三大研究方向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与古代动物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动物医学地理(古代动物药物的功用、分布以及动物与区域性疾病的某种关联性)、动物灾害地理(由动物直接导致的区域自然灾害或者动物与各种灾害的关联性)等。
(三)着力打造多学科背景交叉的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团队
上文已经提到，历史动物地理学科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历史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气候学、生态学以及民族学等学科。因此仅靠史学背景的部分学者潜心钻研是远远不够的，迫切需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扩充研究队伍，打造具有多科学背景的研究团队。研究队伍首先要有一定的生物学背景知识，在此基础上，对于史前动物地理研究，应偏重于动物考古学与人类学知识；对于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研究，应偏重于历史地理学和动物考古学知识。
综上所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我们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动物地理变迁的原因。但是也应该指出我们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统、成熟的学科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仍属于较为薄弱的一个研究领域。不过，只要我们能够找出差距，弥补不足，群策群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前景一定是灿烂辉煌的。
本文选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57期 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