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这里选择了研修班上五场专家讲座，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报道，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刘永华（左）、瞿骏（右）
“历史人类学”成为史学界一个时髦的概念，“田野”一词越来越流行，如何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如何通过技巧、规则更好的去开展田野工作？有哪些基本的程序需要我们去遵守？ 2017年8月26日下午，厦门大学历史系、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刘永华教授作了研修班中的第二场主题演讲，题目为“历史学田野调查方法”。这次演讲由华东师大历史系瞿骏教授主持。
史学与田野的渊源
刘教授讲座的第一部分是对历史学田野工作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然后阐明了田野工作的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来跟历史学无关。田野调查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当时有两位重要的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与拉德克拉夫-布朗，他们因为特殊的机缘进入了田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现在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说，田野调查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进行长时间的对当地社会文化的了解工作。所谓“很小的范围”，即找一个规模不太大的社区，人口最好在一、两千之内。因为小社区的结构相对简单，人类学家可以熟悉社区中所有的人，如此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这种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是一年或一年以上。一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周期，在这个时间段里，可以观察到完整的年节行事和社会经济活动，因此一年是基本的研究周期。
二战以后，田野调查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田野调查在方法上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历史的观念进入。二战前人类学侧重对小社区进行研究；二战以后他们意识到这种研究把社区孤立起来，有其局限，因而进行调整。第一个方向是在研究过程中更多的去关注小社区与大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走向为历史学与人类学提供了交流的基础，这是历史人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第二个方向就是他们认识到，在处理若干问题时，只在一个“点”上做田野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在两个乃至多个“点”上从事田野调查。
上面是主要从人类学自身谈田野调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田野也有自己的传统。从民国时期至1950年代这段时间，若干史学家从事田野实践，这里只举两例：其一是顾颉刚先生在20年代对妙峰山的研究；其二，50年代罗仑、景甦对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研究。罗、景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尤其是访问了一大批跟经营地主有交往的当事人。八十年代开始，更多的社会经济史学者加入田野调查的行列。比如80年代中期厦大历史系几位明清史学者曾做过田野调查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之一是傅衣凌、杨国桢主编的《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同时，这一时期来自厦大、中大的社会经济史学者开始与包括科大卫、萧凤霞、丁荷生等人在内的海外学者的接触与合作，在福建、广东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刘教授介绍，在他的老师辈中，有几位就是那时开始走入田野的。
除此之外，刘永华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的三个计划同样非常重要：一个是陈其南于1991年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再一个就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厦门大学学者组织的“闽台民俗文化比较研究计划”，其在训练学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其三是科大卫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包括对水上人、西南少数民族、漕运、卫所、20世纪等不同的主题的研究。此外，刘永华教授还简单介绍了滨岛敦俊、片山刚、佐藤仁史等日本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及其特色。
为何、如何开展田野调查？
在介绍人类学与中国史学界的田野调查实践后，刘永华教授分列要点，具体介绍了历史学为何开展田野调查。首先是拓宽文献的种类，田野调查能发现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中找不到的资料；甚至是一些图书馆、档案馆找不到的文献种类，比如排日账。乡村中仍有数量巨大的族谱、契约文书、账本等资料尚待挖掘与保护。其次是口述史与实物史料的利用。通过找到事件、制度的亲历者，对他进行口述访谈，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信息；通过实物资料也可以了解很多历史细节。第三点是历史信息的增量，可以回到历史现场去体会文本语境。
在图书馆中我们看到的文献，其本身的系统已经被破坏了。而在田野中，我们可以了解跟文献有关的两个方面的情况：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其结构脉络还在；文献跟当事人、具体村落的关系还在。这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文献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最后一点是田野观察与体验的获得。通过观察仪式，可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观、宇宙观，也可迅速捕捉到研究地区的社会关系和社区关系，同时还可注意到文字传统以外的世界。文字并非无所不能、无孔不入，我们通过田野可以知道哪些人群、哪些生活的场景、生活的侧面是文字很少触及的，这样我们在解读材料的时候就可以拿捏好分寸，也能做到跳出文献制造的陷阱，更多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历史。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刘永华教授介绍如何开展历史学田野调查。在进入田野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是相关文献的搜集与阅读，充分利用地方志、文史资料、网络资源等材料。要到某个村、乡镇做具体的调查，要先了解手头现有的背景性的文献材料，或者是更直接的相关记载。因而需要去读不同版本的地方志等资料，找到相关线索作为切入点。优秀民族志的阅读也是必不可少的。初学者在田野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不知怎么去提问，讲了两句问候的话，接下来就不知道如何访谈。通过民族志等资料的阅读，可以大致明白从哪些角度来追问问题，怎样把一个很大的问题化解成几个小问题。其次，需注意田野调查所需的相关工具，相机、笔记本、录音笔、卷尺、常用药物、拓碑工具等等都是田野工作必不可缺的物品。最后是调查事项的细化与准备。除了搜集材料以外，我们需要将调查的问题做一些相关的细化。比如要以人为中心，了解一些相关的当事人信息，从而细化成很多问题，避免访谈时无所适从。
如果想做较有深度的研究，需要通过踩点，即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去选择哪个点方便做相关研究。在选择田野点的需要考虑几个要素：交通、食宿、人际关系、田野资源等等。
进入田野后何去何从
初入田野考察时，要事先做一些普查性的工作，尽可能了解社区，也尽可能让当地人熟悉。刘永华教授分享了自己跑田野的经验，进入村落之后，先对每家每户进行访谈，这并不意味着了解的情况能够写到书里，而是通过这个过程，让村民慢慢熟悉你，也让我们自己熟悉本地人的姓名、家庭构成。这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过程。还有就是关键访谈地点的选择，必须是一个信息流通的主要节点，比如饭馆、商店，西南地区的茶馆，理发店等，这些都是信息交流频繁的地方。
在开展具体工作方面，刘永华教授总结了三个不同的方式：其一为社群导向模式，刘教授以自己指导的闽西传统民居调查为例，说明调查不是去了解建筑本身，而是去关注生活在这些建筑物里面的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及相互交往。在这个情况下，刘教授以房子作为基本单位，安排各个调查小组去了解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刘永华教授详细介绍了田野调查要关注的基本事项，大致包括生态与地理、聚落与行政建制、生计模式与市场网络、人口发展与家庭婚姻、宗族组织、宗教仪式、年节行事与人生礼仪、民间故事与社会记忆这八个板块。第二个方式为专题导向模式。此模式还是以上述几个专题作为板块，但是具体需要分组来进行。厦大在组织田野调查时，一般是分为六个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把前面的板块整合成六个专题。以上两种模式都接受了人类学的影响，因为人类学非常强调对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整体研究。第三是历史问题导向模型，这是专题导向模式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关键历史问题的研究为中心，通过锁定核心史料群与访谈群体来开展田野调查。比如我们在地方志、族谱中已经了解到一些信息，但不够详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相关问题为中心，到具体的田野点上去了解详情。
刘永华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了一些访谈技巧，同时强调了观察仪式的重要性。仪式过程为了解研究对象所在的社会提供诸多线索，因而是在田野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仪式可能是在多个场合同时进行的，因而有必要进行团队作业。通过团队作业，可以同时关注到仪式专家的仪式表演、社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参与、账房对人际网络的记录、厨房如何准备酒席等。在观察仪式时，调查者需要侧重了解仪式的内在结构与“社会内容”，特别是体现在仪式中的社会关系、社区关系。同时还要注意仪式表演与仪式文本的关系。
文献的系统性与脉络化
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的技巧非常重要。在田野里面搜集文献，如果不按照程序来做，可能会造成难以补救的信息流失。在田野里搜集文献，要注意搜集民间历史文献。所谓民间文献，援引郑振满的理解，就是用民间生产、民间流通、民间使用的文献。刘永华教授用通俗的例子解释了三组词的定义：民间生产就是在村落里面买卖土地而立的契约；民间流通指本来不是民间、但是在民间传抄的东西；民间使用指一些文书在民间何时、何地、如何被使用。就文献的种类而言，刘永华教授在讲座中进行了简单的罗列，分为族谱、碑刻、契约文书、仪式文献、账本、唱本剧本、日用杂书、日记、书信、红榜等类别。
在搜集材料方面，刘教授一直强调要按照程序来进行。这是因为文献保存的原本状况，是文献解读的起点。文献如果得以系统的保存，就能为研究者提供很大帮助。刘永华教授提出“系统性”的概念。时下谈到文献搜集，很流行的一个做法是归户。乡村中可以搜集到许多不同的文献，从村民家里搜集的文献，凡是一户人家中搜集到的文献，都应该归类在一起，这就是归户的概念。但是强调归户是不够的，归户只是一个环节，归户之后还有不少进一步的工作要做。我们不仅要了解文献本身的时空和主体归属，更需要去了解文献生产、流通、使用的原本状态，尤其是当这些文献还没有遭受因外力干预，而引起错乱、残缺、散佚等问题。比如不少地区契约文书是以纸包为单位保存的，同一纸包就属同一系统，这些信息一定要保留，否则研究者在利用这些契约的时候，获取的信息很有可能不完整，文书之间的关联性也可能流失。
刘永华教授在文献基本信息的采集中，还强调文献的脉络化，即将找到的相关文献重新复原到原有的系统。这需要考虑文献区位与相关社会主题信息的采集，关注文献保管地点、场所和方位，了解其保管者与使用者。同时还要考虑文献生产、流通和保存信息的采集。此外，还可以利用索引等工具，还原文本原本的网络。上述信息采集和索引编制等工作，目的均在于重建、维护文献的系统性。
讲座最后，主持人瞿骏教授称赞了本次讲座处处体现了刘永华教授的研究心得，刘教授将自己对闽西四保、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都融会到了讲座的具体实例中。同时瞿骏教授还谈及在这样一个新潮流的带动下，原来历史学者研究的方式受到了改变。研究历史需要学会和人打交道，需要去思考如何去建立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坐在书斋中读材料。同时，文献也要更强调其系统性，需要研究者将文献放在历史的脉络里面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