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史研究会学术会议介绍
一、广东农史研究会成立大会（1985年）
广东省农史研究会于1985年在广州成立。这个研究会将集合各方面、各学科的力量，立足广东、面向华南，积极开展农史研究，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出席会议的有30名专家、学者、农史工作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农科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农展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会上，
梁家勉教授谈了组建广东农史研究会的意义、目的和设想，广东社会科学院李鸿生汇报了研究会的筹备情况。接着，与会者就如何展开农史研究、办好农史研究会展开热烈讨论，广东省农科院经作所于绍杰、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启臣、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广东省文化厅徐恒彬、华南工学院建筑系邓其生、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昭璇、
教务处何贻赞等先后在会上发言。
发言者认为：几千年来，通过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奋斗，促使广东农业生产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一套农业遗产，其中不少是宝贵的经验。一些发言者谈到：成立农史研究会，调动各方面力量，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互相配合，各种学科协同作战、努力攻关，有利于农史研究的横向级纵向发展。
会上还就农史研究会章程的完善、会员的发展等问题作了一般性讨论，并决定明年夏季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最后与会者推出梁家勉、曾昭璇等人为研究会的理事。
广东农史研究会隶属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历史学会。
二、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
广东省农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6月13日在
农史研究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省社联《学术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工学院、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广东农科院、广东林科所等单位的代表30多人。
会议分别由广东农史学会理事长梁家勉、理事李心光、李龙乾轮流主持。
校长卢永根教授首先致词。他代表
向与会专家、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安贫乐道、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表示钦佩，对他们研究成果表示赞赏；并希望农史研究能与现代农业结合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关履权教授代表广东省农业历史学会讲了话。关教授说：过去，历史科学及农业科学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有这么多人将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在广东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值得高兴地！关教授还就如何深入进行农史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提交会议的论文共十二篇，分别从农史研究方法、广东历史上的弄点垦殖、农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农林技术及有关文献、农业教育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梁家勉教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农业历史——漫谈我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及其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概述了农业科技史的发展特点，认为在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也应该重视和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农业遗产。
曾昭璇教授的《中山县沙田形成考》和卢子荟副教授的《珠江三角洲农田开发史》，论述了珠江三角洲沙田的开发历史。曾教授着重从历史地貌学和历史文献记载，对珠江三角洲最大的沙田区——中山沙田区的形成进行考证。指出中山冲击三角洲自元代以后，上游遍筑堤围，造成又上游挟带的沙泥集中流出，使沙田到明代迅速发展；香山沙田分为东海沙田与西海沙田，其冲积过程分别有不同的特点，卢副教授则概述了各个不同时期沙田的冲击情况，指出沙田的行成，是人民群众“向海要田”的历史创造活动。指出今天珠江三角洲滨海区的农田开发，要十分注意科学性，要走“农、林、牧、渔结合”的道路。
司徒尚纪讲师的《海南岛历史上开发的研究》、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海南岛的史前开发、行政区域沿革、民族与人口、作物与分布、自然环境变迁、农业耕作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总结海南开发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卢屡范老师的《广东自然灾害》概述了各时期广东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并对自然灾害的成因与规律作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人们在总结自然灾害成因与规律，建立与完善农业生态方面1大有可为，意义深远。
彭世奖副研究员的《历史上岭南水稻的特殊栽培法及其展望》，从水稻养鱼、免耕和直播、挣稿、夹根稻和再生稻、水稻旱播、冬稻等方面，总结了历史上岭南水稻的特殊栽培方法。并指去这些栽培方法在今天仍有利用价值，对今后发展水稻生产仍有一定意义。
吴万春教授与徐雪宾副教授的《稻二亚种名称考证》，是从水稻分类学、命名法对稻作史上的稻二亚种名称进行考证。确定了稻二亚种的拉丁学名，认为二亚种的中文名称应以丁颖教授的粳稻和籼稻为准。
周肇基副教授的《从“广人重蕉”看广东历史上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叙述了历史上广东蕉类植物、果蔬植物、淀粉植物、药用植物、纤维植物，是一种重要植物资源。作者认为必须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充分利用华南植物资源，恢复和发展广东地方的传统与名牌产品，并加以创新与提高。
杨宝霖副教授的《<永乐大典>中<南海志>的残存情况以及它对广东农史研究的作用》。并利用《南海志》中的珍贵资料初步探讨了元代广东农作物的栽培情况。
谢贤章先生的《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起始考》与吴建新实习研究员的《华侨与岭南农科大学》是有关近代广东农业教育的论文。谢文认为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发端于宣统二年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附近设农林讲习所基础上改办的农业教员讲习班，从而纠正了过去一般认为是1917年岭南大学农学部的不正确说法。吴文认为，近代广东华侨对发展广东的农垦事业、蚕丝生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在1922年——1926年间海外华侨对私立岭南农科大学的热情捐助，则是华侨发展近代广东农业教育的另一贡献。
林枫林助理研究员的《李约瑟与华南农大的科技史研究》，回顾了李博士在抗战期间到80年代作学术交流，尤其与梁家勉教授具有学术上的友谊。
总的来看，本次会议的论文研究范围较广，资料翔实，有一定深度，学术价值较高；对广东的农林业现代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会议最后由著名宋史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陈乐素教授讲话。陈教授指出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不够重视农业史，今后在广东地方史研究中应有农史的一席地位，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他希望与会学着再接再厉，多出成果。这样的会今后要常开。
会议还改选了广东农史研究会理事，并进行了自由发言。最后，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出席人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称或职务
梁家勉 华南农大农史室 研究员
彭世奖 华南农大农史室 副研究员
周肇基 华南农大农史室 副教授
吴建新 华南农大农史室 实习研究员
杨宝霖 华南农大农史室 副教授
李振玉 华南农大农史室 馆员
卢子荟 华南农大农史室 副教授
林枫林 华南农大农史室 实习研究员
陈佩馨 华南农大农史室 助理研究员
黄淑美 华南农大农史室 馆员
黄雪雄 华南农大农业教育研究室 助教
何贻赞 华南农大农业教育研究室 主任
李心光 华南农大农业教育研究室 副研究员
谢贤章 华南农大农业教育研究室
徐燕千 华南农大林学系 教授
吴万春 华南农大农业生物系 教授
冯淇辉 华南农大牧医系 教授
黄昌贤 华南农大园艺系 教授
谢天祯 华南农大经系 讲师
曾昭璇 华南师大地理系 教授
关履权 华南师大历史系 教授
陈乐素 暨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教授
李龙潜 暨南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邓其生 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 副教授
叶显恩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学会 副研究员
林有能 《学术研究》编辑部 编辑
廖远辉 广东省社联历史学会 秘书
卢履范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 教员
于绍杰 广东省农科院 研究员
张镜清 广东省林科所 高级工程师
张寿祺 中山大学人类系 教授
司徒尚纪 中山大学地理系 讲师
三、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会议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
农史研究室召开了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仲凯农学院、广州大学、
、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社科院、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省、市有关研究单位的农史学、历史学、考古学、农学等四十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江西社科院副院长《农业考古》主编陈文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陈其南博士和陈灌法先生、省社联学会处李鸣生处长等。会议由彭世奖、杨式挺主持。
上午九时会议开始。
校长卢永根教授首先致词。对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祝学术会议成功。他指出农业要继承又要与现代化结合，农业要考虑子孙后代，古为今用。队伍要老中青结合。农史研究事业会从低谷中走出来的。他热切期望农史学者能联系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问题，如“持久农业”等来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接着陈其南博士发言他对能出席这次学术会议表示由衷的高兴。介绍了他对台湾农业经济研究的新成果。陈文华研究员代表中国农史学会对会议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表示致意。希望广东农史界加强协作，开创华南农业史研究的新局面。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原华南师大历史系主任关履权教授也在会上发言，着重指出当前地方《农业志》的编写应注重农业技术的论述，应用及其经济效益。他看了一些新编的地方《农业志》感到尤其缺乏此类记述。
提交会议的论文共有十篇。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
吴万春教授、卢子荟副教授、周肇基教授、李心光副研究员，省博物馆杨式挺副研究员、原
农史室杨宝霖副研究员，仲凯农学院卢履范老师等分别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
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广东农业的历史。曾昭璇的《斗门冲缺三角州发育史》探讨了珠海斗门县人工围垦人沙田冲积历史，为珠江三角洲的围垦史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卢子荟的《珠海市渔农史探》探讨了珠海农业垦殖、渔业发展的历史，并对珠海特区今后农渔业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杨式挺的论文以丰富的广东水稻出土的考古资料论述了广东水稻栽培的历史。卢履范的《广东旱灾与震灾史关系的研究》认 广东的旱灾与震灾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与其它地区相比有地方性特征。这次关于园艺史的论文有五篇。吴万春的《广东新语》所载果树今释，考订了所载栽培及野生果树40种，并对所属科名、属名、拉丁学名、果实形态、利用情况做了分析说明。周肇基的《历代《荔枝谱》的植物学生态生理学成就》从植物学及生态生理学角度对历代十多种《荔枝谱》分析研究，并认为《广东新语》卷二十五荔枝的记载相当精辟，其价值不亚于任何一种《荔枝谱》。杨宝霖的《广东外来蔬菜考略》以丰富的史料考证了24种外来蔬菜传入时间和传播途径。吴建新的《花埭园艺业小史》考证了广州近郊花埭园艺业的起始时间及花卉栽培业、商业性园林的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邓端木《古诗人笔下的荔枝——荔枝杂谈之一》。李心光、何贻赞、谢贤章的《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与变迁》系统叙述了清末至现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彭世奖的《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与特点》从五个方面作了论述。
会议最后改选了理事会。选举出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1名。理事会推选周肇基为会长，叶显恩、杨式挺、彭世奖为副会长（按姓氏笔划排列）、吴建新为秘书长。会议还推举梁家勉教授为名誉会长，曾昭璇教授、关履权教授为顾问。
四、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四次学术会议
五、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五次学术会议
六、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六次学术会议
2002年5月18～19日，由农史研究室具体组织，英德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社联、广东农史研究会和
农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英德农业历史学术讨论会”在广东英德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博物馆、英德市及天津师范大学、株洲工学院等20多个单位的80多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由开幕式、论文报告和学术考察3部分组成。
会议开幕前，原英德市委书记、现
党委书记江惠生同志于百忙中抽空看望会议代表，合影留念，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开幕式由中共英德市委副书记林海同志主持，
校长骆世明教授、英德市吴树森市长、陈瑞平副书记等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重点介绍了英德悠久的农业历史、强调农史研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并祝贺会议胜利召开。另广东省社联学会处处长李鸿生研究员、
科研处副处长陈润恩副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张文方教授也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地祝贺。农史研究会会长周肇基教授则介绍了农史研究会的创立和这次会议筹备情况，并对各方面、特别是英德方面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有21位同志作了大会论文报告。论文内容广泛，涉及纪念梁家勉先生等老一辈农学家、英德牛栏洞遗址与农业起源研究、英德农业开发史、广东与台湾农田水利史、明清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与女性农业生产研究、岭南传统农村经济与乡村社会研究、广东山区人口迁移与开发研究、广东近代农业教育史、生物资源利用与引进研究、茶史与茶文化研究、古农书介绍与研究、古代护林碑刻与现代林业发展研究、古代园林与花卉研究等众多领域，其中许多论文颇有价值和创见，如周肇基教授《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记中国著名农史学家梁家勉教授》，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梁家勉先生的成才历程、崇高品格和学术成就；张镇洪教授《从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岭南农业起源》根据主持发掘所获丰富材料的分析，指出“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的先民们早在距今大约10000年前，已开始从事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工作”；曾昭璇教授等著《英德南亚热带农业史及其问题》则从当地农业发展史角度上，探讨当今英德亚热带果木及作物进一步发展和引进问题；黄启臣教授《明清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的普遍发展》通过对蚕桑、养鱼、甘蔗、水果、花卉和蔬菜的考察，指出明清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已逐步形成专业产地和专业户；刘正刚教授《女性与清代广东乡村经济》则利用地方志中丰富史料探讨女性在清代广东乡村经济角色的转变，即由“男耕女织”转变为“男女均劳”，甚至“男逸女劳”的局面。
英德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茶乡，为此，会议组织代表参观考察了反映茶叶生产与加工的茶趣园、出土岭南最早稻谷的牛栏洞遗址以及通天岩、长湖等山水名胜。
会议在国内科技史界和广东学术界产生良好反响，《中国农史》、《学术研究》、《农业考古》、《广州农村》、《英德日报》和《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等逾10家报刊和网站予以了报道。会议论文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结集出版。
七、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七次学术会议
2005年6月13～15日，由广东农史研究会、江门市林业局和
农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江门林业发展研讨会”在广东鹤山隆重召开。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大学、嘉应大学、湛江师范学院、中科院广州地理所、广东省社联、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省考古所、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林业厅、广州市农业局、江门市林业局、南海区博物馆、番禺区博物馆、鹤山市博物馆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出版社、南京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20多个单位的学者以及港台地区的学者约9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华南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研究；广东林史与林业现代化研究；海洋经济、侨乡与碉楼研究；其它与农史有关的研究。会议由开幕式、论文报告和学术考察三部分组成。
开幕式由
农史研究室倪根金主任主持，
校长骆世明教授、江门市副秘书长吕锦强先生、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教授、广东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鸿生教授、广东农史学会理事长周肇基教授、江门市林业局局长梁许赞先生等领导出席。吕锦强副秘书长首先致辞，代表江门市委、市政府向参加会议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热情介绍了侨乡江门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况。著名生态学家、
校长骆世明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江门林业的发展，不仅有好的过去，也有好的现在，政府投入有保证，比较富裕的个体也有投入，保证了江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感谢江门市政府、江门市林业局对会议的大力支持，代表学校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党委书记江惠生教授也在百忙当中发来贺电，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教授代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祝贺广东农史研究会越办越好。中山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张荣芳教授代表广东高校讲话，祝贺广东农史学会第七界年会胜利召开；祝贺广东农史研究会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即为地方政府服务，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学术活动；祝贺
农史研究室发展为农业大学里的一个历史系；祝贺
在本科优教评估中获得优秀。广东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鸿生教授代表广东历史学会，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并且建议广东农史研究会加强横向联系，尽量邀请更多的全国各地的农史专家一道参加，扩大规模和影响。江门市林业局局长梁许赞先生介绍了江门林业的发展情况，指出江门的林业生态建设上新台阶、林业产业发展稳步推进、科技兴林成效显著。并且代表江门市林业局，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广东农史研究会理事长周肇基教授，代表广东农史研究会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骆世明校长长期以来对农史学科发展的关心和鼎立支持！感谢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林业局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科技处杨国秀副处长、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刘信洪也到会表示祝贺。
简短的开幕式后，进行了论文报告。论文报告分三场，分别由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李庆新研究员、广州市农业局的古开弼先生、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黄世瑞教授、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
魏露苓教授主持，近20位代表作了大会论文报告。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60余篇，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涉及明清广东农业垦殖与生态变迁研究、明清广东的水利建设与农业开发研究、华南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研究、广东林业史与江门林业发展研究、传统农业思想和文化研究以及海洋经济、侨乡与碉楼等相关的研究。其中许多论文颇有价值，有的考证严谨、立论正确、新意迭出；有的融会贯通，提出新的研究视野和新的研究领域；有的研究还很好地把学术与现实结合起来，为地方经济发展进言献策，充分体现了广东农史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特色。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广东农业史
探讨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发展史，为当代广东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广东农史研究会创办的宗旨，也是历届广东农史研究会议的主题之一。本届年会也不例外，与会者递交的论文有将近一半为广东农业史方面的研究。从会议收到论文来看，主要是围绕明清时期广东农业开发问题、传统农业思想与文化、乡村社会与乡村聚落等主题展开。
1、农业开发问题的研究
农业开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史研究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本次会议有不少学者针对广东历史上的农业开发问题进行了探讨。农业开发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开垦等等。元代是广东农业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吴宏岐（暨南大学）《元代岭南地区的移民屯垦与水利建设》一文从移民屯垦与水利建设两个方面分析入手，探讨了元代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情况，指出移民屯垦与水利建设共同促进了元代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同时这两大农业开发措施的地域不平衡性，尤其是其地域耦合情况，直接影响到当时岭南地区农业开发力度与农业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并对后世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元代广东省（含海南）的水利建设成就，冀朝鼎曾作过专门研究，进行过统计，然而作者没有拘泥与此，而是利用文献数据进行重新考证，最后得出元代广东省（含海南）的水利建设成就高于冀氏的统计。水利建设既是农业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农业开发的一个主要因素。曹巧（湛江师范学院）《明清广东西南地区水利建设与区域性农业开发的历史考察》讨论了水利建设与农业开发的关系，指出明清时期广东西南地区农田水利的兴修，改善了耕作条件，促进了耕作技术的改进，加快了本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同时又指出，水利分布的地域不平衡，造成了农业开发的不平衡；水利意识薄弱，甚至人为破坏水利，阻碍了农业的开发与发展。邓芬（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桑园围—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堤围工程》则具体针对珠江三角洲著名的大型堤围——桑园围修筑的工程技术、方法以及管理制度和防洪工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建新（
）、林枫林（香港潮州商会）《清代桑园围的管理维护与广东地方政府的水利政策》具体探讨了清代桑园围的管理维护特色，同时指出桑园围的管理维护受到清代广东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其水利政策更多地向桑园围倾斜，对桑园围的管理维护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垦殖是农业开发的两个重要内容。明清时期广东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垦殖日益加剧，农业开发进入全盛时期。李龙潜（暨南大学）《清代广东人口膨胀的原因及影响》对清代广东人口膨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人口膨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王敏（暨南大学）《清代前期粤西人口的增长与土地开垦》从分析农业生产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两个要素切入，探索清代粤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文章指出，粤西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劳动资源的开发，土地的垦辟拓展了种植基地，两个因素共同促进了清代粤西农业的开发。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垦殖的加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赵艳芝（
）《明清时期粤北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指出明清时期粤北农业垦殖力度不断加大，进而分析了农业垦殖加剧的原因，同时农业垦殖的加剧也引起了环境的变迁，出现了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珍稀动植物濒危等等诸多问题。
近代广东农业垦殖出现了新的形式，孙海艳（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广东新式农垦企业初探》一文对近代广东出现的新式农垦企业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经营特点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探讨。
2、传统农业与农业文化研究
传统农业与农业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成分，对于现代农业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广东传统农业也有着深厚的积淀，如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探索广东传统农业中的有益成分，为当代广东农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也成为广东农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吴建新、赵艳芝（
）《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的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等生态农业类型，进而指出了生态农业蕴含的现代价值。张杰龙（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从“三基鱼塘”看珠江三角洲的农业》从分析珠江三角洲独特的生产方式“三基鱼塘”入手，阐述了果基鱼塘、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三种农业生产方式。彭世奖（
）《试述南雄传统农业生产的特色》则利用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具体分析和探讨了南雄传统农业生产的四大特色：农村商品性生产率特高、陂塘水利发展迅速、独具特色的丫禾种植和耕牛市场特别活跃。黄世瑞（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历史上的蕉布与竹布及其开发利用献愚》对广东历史上蕉布与竹布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考证，进而提出了在山区广种蕉布与竹布的建议。罗惠珍（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浅谈九江鱼花》分析了九江的鱼苗的历史、运输、培育技术以及鱼苗业的发展。方金福（广东省农业厅）《鹤山茶业辉煌历史和新时期茶业发展浅谈》回顾了鹤山茶业的辉煌历史，提出了振兴鹤山茶业的建议。
除对广东传统农业研究外，有的学者也关注广东农业文化的研究。如肖文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略论粤东客家传统农耕习俗》探讨了粤东客家传统的农耕习俗，指出这种农耕习俗是客家人在开发山区、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是传统生产活动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张肖霞（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浅析南海茶文化》通过回顾南海茶树的历史，探讨南海的茶文化，并且建议南海以茶馆为阵地，不断弘扬茶文化。吴振宇（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浅议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旅游的开发》则就如何挖掘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文化，开发珠江三角洲农业旅游进行了探讨。指出深入发掘古代珠三角农业文化内涵，以桑园围和桑基鱼塘为亮点，展现珠三角的古代农业生态模式；收集反映珠三角地区近现代农业发展的文物，利用现存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开办农史博物馆，展现历史上的农家民居及水乡特色，突现珠三角地区“鱼米之乡”、“桑蚕之乡”、“蔗糖之乡”和“果蔬花木之乡”的辉煌历史。
3、乡村社会与乡村聚落研究
社会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届会议也有不少有关明清广东乡村社会与乡村聚落的研究。陈忠烈（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水环境”—明清岭南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觉——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提出了明清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新视觉，指出“水”这一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所构成的环境对于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华南农村社会现象是十分必要的。“水环境”变迁所导致的某些自然的和社会的震动，不是单纯的消极因素，作者通过对珠江三角洲的考察，揭示出了人同“水环境”构筑起生动活泼的“共演”关系。倪根金、陈志国（
）《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结合的方法，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清代广东乡村乞丐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广东乡村乞丐的主要类型、影响及其管治。魏珂、刘正刚（暨南大学）《清代乡村女性的市场取向——以开平旧志为依据》则以方志中记载的女性为例，透过女性的生存方式分析了清代开平乡村社会地方区域市场的发育状况，以及乡村社会女性贞节观念牢固的缘由。认为，清代开平女性对乡村社会市场的发育及其家庭生活的稳定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乡村聚落是乡村社会在长期的农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村落，是一定地域和文化的结晶。广东地处岭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聚落类型，如侨乡聚落、水乡聚落等等。曾智焕（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广东华侨与侨乡聚落景观》回顾了广东华侨的历史，进而对侨乡聚落形成的背景、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以碉楼民居为主要特征的广东侨乡聚落景观是中国华侨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中国近现代史和华侨历史发展的特殊见证，是中国文化引以为豪的宝贵历史遗产。碉楼是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华侨乡土建筑群体，也是侨乡聚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的开平。李锦飞（鹤山市博物馆）、邱立诚（广东考古所）《鹤山碉楼初探》则对分布在鹤山的碉楼进行了考察，分析了鹤山碉楼的特征、兴建及其功能，进而对开平以外的碉楼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光文（番禺区南村侨联中学）《岭南水乡之聚落特色与保护开发》则对岭南的水乡聚落特色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价值，并提出了保护开发的措施。
4、其它研究
吴伟强（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曹氏合族归总粮务碑记〉的发现初步研究》对保存完好的《曹氏合族归总粮务碑记》的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了曹碑刊刻的历史背景以及所反映的清代财经的近代转型。袁进（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关于西樵山遗址出土双肩石器用途的初步探讨》结合西樵山古地理环境、原始先民的经济形态、考古发掘成果等，对西樵山遗址出土双肩石器的用途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了西樵山遗址出土双肩石器是农业生产工具的观点有待斟酌，认为双肩石器应与锄耕农业无关。梁广苏（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陈启沅与南海近代缫丝业》分析了陈启沅对南海近代缫丝业的贡献，为近代缫丝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智民（广东省农业厅）《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广东省志·农业〉卷编纂》则就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一界的地方志的编纂问题进行了探讨。覃伟宏、杨沛（中山大学）《伟人手创 山高水长》分析了孙中山对广东高等教育的贡献，重点分析孙中山对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贡献。肖春承（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农学会史话》对广东省农学会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学术活动以及所取得的贡献。
二、中国农业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农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深入和扩展，然就其地域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区域农业史研究和全国农业史研究两类。本次年会虽然是区域性的研讨会，然也不乏全国农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传统农业与农业思想、农业科技史和农田水利史等等。
1、传统农业研究
中国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经验，这些传统农业的精华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骆世明（
）《温古知新——实现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持续农业的跨越》通过分析我国传统农业的优势和当前工业农业的缺点，指出我国农业出路在于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农业之路。而生态农业正是建立在全面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的基础之上的，如传统农业中的绿肥的使用，轮作和垄作技术等等。李根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关于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提出了对当前热门的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并进而指出环境史和农史研究的结合问题。认为：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是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它是现代的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引入的产物。环境史和农史研究的结合，或是用现代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来研究和探讨古代经济的发展，是农史研究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点，而其最基本问题就是探讨历史上农业开发和生态变迁关系。
传统农业的精华蕴含着不少丰富的、富有哲理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也是传统农业精华的体现。吴贤俊（台湾侨光技术学院）《农业文化孕育的超前思想――契合未来学曲线思维的黄老因时制胜论》阐述了契合未来学曲线思维的黄老因时制胜论思想，指出这种思想既是农业文化孕育的结晶，也是足以创造未来的一种超前思想。吴小强（广州大学）《老子“道法自然”命题的现代启示》探讨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了其在当代的启示作用。诸卫平（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我国传统农学的优势及其思维》通过对我国传统农学的优势分析，指出我国传统农学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创新思维的传统至今还具有优势,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
2、农业科技史研究
农业科技史是农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农史研究较为深入、成熟的领域。此次会议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史的探讨。王颋（暨南大学）《佳酿泛绿——唐、宋代中国内地的“葡萄酒”酿造》对唐、宋两代中国内地“葡萄酒”的酿造进行了详实的考证，主要集中分析了“高昌”以东地区的生产情况。作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指出“葡萄酒”酿造的东传肇端于唐初，奠基于唐中；发达于北宋，延续于南宋；迄于金末，而一度中衰。此外，还对文献中“葡萄酒”产地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郭声波（暨南大学）《蒟酱的历史与开发》一文考证了蒟酱的历史和开发情况，指出枸酱与蒟酱是前后继承的同一个名物词汇，进而根据文献记载“蒟酱”的形态、性状判断，认为“蒟酱”实际上是蒌叶。此外，对人类开发利用蒟酱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用途和产地，并结合现实，对当代利用和开发蒟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正庆（暨南大学）《我国古代蜜糖的生产及其社会功用概论》探讨了我国古代蜜糖的生产情况，指出：唐代，人们已经开始懂得驯养蜜蜂取蜜；明清时期蜜糖生产的地域已经遍及全国范围。并进而分析了蜜糖的社会功用，认为蜜糖不仅仅可以食用和药用，也是一种社交礼品。杨沛、覃伟宏（中山大学）《寄生胡蜂的古今研究》回顾了古人围绕寄生胡蜂的独特生活习性展开的唯心化生说与唯物论之争，用现代DNA技术解释了这一现象，并指出了当今人们利用胡蜂储备以育雏的习性进行害虫的生物防治的诸多优点。于宪宝（广东省英德市市志办）《话金银花》以丰富、详实的文献数据对金银花进行了考证，并就其种植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璐、苏志尧、倪根金（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溯源》一文追溯了民族植物学的历史渊源，简要介绍了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现状，重点讨论了森林与植物利用传统知识中隐含的生态学思想、文化渊源，还探讨了药用植物和栽培植物的起源及其应用历程。
蝗灾是一种威胁我国农业生产的生物灾害，与水灾、旱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中国自古蝗灾频发，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赵艳萍（华南师范大学）《清代蝗灾概况及成灾原因初探》一文使用灾害等级量化的方法，以县次为单位对清代的蝗灾进行统计，把清代蝗灾的强度与频度划分为三个时期，详尽介绍蝗灾发生的时空分布，对蝗灾发生的成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对蝗灾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农田水利史研究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田水利建设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事业素来受到重视，因而水利史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兴林（南京大学）《论井渠技术的发生》通过丰富的考古调查数据和详实的文献记载，对我国井渠技术的历史进行了探讨，指出：井渠技术至迟出现在春秋时期。衷海燕（
）《水利之争与乡村社会的秩序——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对方志、家谱、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详细论述了槎滩陂水利系统水事纠纷问题的始末，认为其主要反映了两大问题：一是地方社会中乡族之间的争斗与合作；二是乡村社会秩序问题，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基层社会、地方乡绅与国家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翟麦玲（
）《再论唐代的屯田与营田》对唐代营田与屯田的从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考证，并从屯田、营田、均田的转化等方面解释了后人之所以对其产生模糊认识的原因。杨琪、徐林（暨南大学）《抗战前民国的江河治理与农田水利建设》从民国政府的主要江河治理规划的制定及实施入手，对民国时期水利建设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着重论及了当时主要江河治理规划的制订、较大规模的江河修防和几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文章指出民国时期水利事业的进步是明显的，科学的规划和先进的技术的使用是民国江河治理和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特点，但发展不平衡，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影响了水利建设的成效。
4、其它研究
魏露苓（
）《晚清使臣了解外国林、牧、渔业》利用晚清外交官们的出访日记，探讨了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先进国家林、牧、渔业，指出近代西方国家绿树成荫，利地利人；新法推广，六畜兴旺；养禁结合，资源常新。并进而指出近代西方林、牧、渔业取得较快的进步，主要受益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陈瑛珣（台湾侨光技术学院）《东南亚闽人商业类型之转变—吧城合伙生意纠纷案件（1788-1844）探析》从档案文书和谱牒等材料入手，探讨清代吧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人生意纠纷案件，分析《公案簿》有关生意纠纷种类，指出其分别有合伙、欠债两大类型。进而分析海洋经济特有的合伙经营方式，指出海商出洋为了筹措资金，分摊风险，采取合资经营的模式来拓展海外贸易事业。认为，从清代案牍文书来讨论合伙生意，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海洋商业文化内涵。王发志（广州大学）《张弼士与〈棉业丛书汇译新编〉》回顾了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先生的生平事迹，探讨了其编纂《棉业丛书汇译新编》之缘由，着重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并对该书的作用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林业史与林业发展研究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和主体，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林业发展研究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参与本会的学者主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既有林业史的研究，亦有当代林业发展问题的讨论。
1、林业史研究
森林是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着其自身的生长、发育、演替的过程。但是，由于人类对森林的种植经营、利用活动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森林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古炎坤、苏志尧（
）《广东南岭森林的历史演变》一文阐述了南岭森林形成的相关自然——生境之地史变迁、地形地貌、气候特征和成土母岩母质的形成和变化情况，进而分地史时期和历史时期二个阶段，论述了南岭森林随着地质形成、地壳运动、冰期作用、气候变迁、植物进化和人类活动，由水生到陆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合理地经营、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明清以前，广东的森林是相当繁茂的，因此，在许多地方的地下埋藏有古代死亡的树木，被称为“地下森林”。李平日（中科院广州地理所）《广东地下埋藏古树与古气候初步研究》介绍了广东地下埋藏古树的分布情况与埋藏类型，分析了地下埋藏的古树种类所反映的古植被演替情况，并将古树作为古气候变化的实物证据。例如，珠江三角洲埋藏的水松就反映了广东全新世晚期有过三次冷暖变化，这与竺可桢、徐近之、文焕然等的研究以及广东的相关文字记载不谋而合。而且，他还指出，这些地下埋藏的古木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的实物证据，是农史研究信息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2、护林碑研究
对于护林碑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为以护林碑为文献资料的研究，另一类为对护林碑本身相关问题的探讨。古开弼（广州市农业局）《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历史文化透视》从分析《广东碑刻集》等所载的现存的60通涉林碑刻的时代、类型和碑文入手，以植树护林和保护山林资源为主线，阐述了涉林碑刻中所折射出的清代后期广东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各地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剖析涉林碑刻与此时广东森林资源变迁、损毁的历史成因及其导致的频繁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涉林碑刻所蕴涵的民俗文化内涵和生态文化底蕴。此外，本文独到之处在于，从生态民俗学和生态人类学两个角度对涉林碑刻蕴涵的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陈建平（
）《明清以来鼎湖山僧人植树护林述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则以广东鼎湖山地区的寺庙护林碑刻为中心，并结合其它有关资料，通过透视鼎湖山林木资源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指出鼎湖山森林资源得以保存完好，庆云寺在植树护林上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总结了当地寺庙僧人在动植物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
对护林碑本身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各地发现的护林碑的内容、价值和意义等展开。韦瑞峰、蓝瑞珍等（中南民族大学）《大化古卡布努瑶护林碑初探》考察了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瑶族山寨古卡村的一块民国护林碑的立碑原由，并进一步论述了其对当地山林保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胡左源、李光平（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古禁山碑：彰显猫儿山封禁久远历史》对广西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发现的两块道光古禁山碑进行了解读，指出其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彰显猫儿山封禁久远历史。卢家彬、陈志国（
）《清道光泉州虹山水尾树碑考释》则重在对福建省泉州市虹山乡的水尾树碑的考释，对其护林形式、内容以及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澄清了人们对水尾树碑的一些错误认识。
3、林业发展研究
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现代林业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却不乏这一方面的专家。李心光（
）《华南森林生态系统和生态林业创建人——记现代著名林学家、教育家徐燕千教授》一文介绍了我国现代著名林学家和林业教育家——徐燕千教授，文章详述了徐老的家世，严谨的治学态度，教书育人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林业科学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他曾经明确指出，广东省陆地生态失调，气候失常，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同长期忽视自然规律和过度采伐森林有关。他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保护和扩大森林资源，使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在现代林业研究方面，梁许赞（江门市林业局）《如何在林业工作中发挥好“榕树效应”》和戴智明（江门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江门林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发展思路的探讨》分别就林业工作如何发挥“榕树效应”和江门林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会议期间还进行了广东农史研究会换届，选举出了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推举卢永根、江惠生、叶显恩、徐燕千、骆世明、曾昭璇、彭世奖等12名著名学者为顾问，周肇基为名誉理事长，倪根金当选为理事长，古开弼、刘志伟、陈春声、陈忠烈、郭声波、黄世瑞、程存洁 (按姓氏笔划排列)任副理事长，魏露苓任秘书长。
会议还安排了学术考察，与会的专家学者驱车著名侨乡开平市参观了自立村碉楼和立园等著名的文化景点。
八、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八次学术会议
2008年11月22-24日，纪念梁家勉教授诞辰100周年暨广东农史研究第八次学术讨论会在梁家勉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广州
隆重召开。这次会议由
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历史学会农史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出席大会的有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广东省社科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西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商学院、中国农业博物馆、广东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博物馆、广州市方志办、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等高校、科研、文博单位的代表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的学者，共110余人，梁家勉教授的亲属与朋友近60人，人文与法学学院等院系的学生等，约300余人。会议由纪念会、学术讨论会、学科建设交流及学术考察几部分组成。
一、缅怀一代农史宗师
22日上午的纪念大会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会农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兼农史室主任倪根金教授主持。原
校长、中科院院士、广东农史研究会顾问卢永根教授，广东省社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周华研究员，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张力军研究员及全国农史学会的领导及各农史研究单位、部分科技史研究单位的领导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点，为缅怀梁家勉先生，会场播放了刚录制好的文献纪录片《一代农史宗师梁家勉》，30分钟纪录片展现了梁老艰苦奋斗、潜心求索的一生。20世纪，国难家愁，丝毫没有动摇梁老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几代书香，儒家精蕴，培育出梁老宽广博大的君子情怀。点点滴滴的生活片段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短片使大家真切地领略了一代农史宗师的风采。
随后，与会的领导与专家代表作了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感怀了梁家勉教授生前治学、为人的感人事迹，高度评价了梁家勉教授在农史研究、农业历史文献典藏和农史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副校长陆华忠教授对梁家勉教授的学术生涯做了简要回顾，他盛赞梁家勉教授作为
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知识渊博、学风严谨、富于创新的科学家；是热爱祖国、热爱农史、教书育人的教育家。在深切缅怀梁家勉教授的同时，他希望师生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和学术风范，锐意进取，争取用更加丰硕的成绩告慰梁先生的在天之灵。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长、原农业部纪检组长（副部级）宋树友先生高度评价了梁先生一生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他勉励大家要继承先生开创的事业，把农业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推向新高度，取得更大的进展。结合农业历史研究的现状和当前形势，他指出,作为专家学者，不仅要做农史文献的研究，也要做农业文物方面的研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看过文献片之后感触颇深，为梁老对
、农史学界的奠基性贡献由衷地钦佩。他指出，有两种文化，一是日常生活中自然流传的文化；一为精英文化，即读书人用心血小心呵护起来的文化。梁老对农业文献的保护、农业历史的研究当属于后一种文化，他在农史文化传承方面有不朽的功绩。陈春声认为，没有梁老，就没有
农史研究室，就没有农史研究室丰富的典藏。另外，他还希望中山大学与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应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学科建设互相支持。
陈文华教授、李根蟠教授、杨直民教授等为农史学界前辈，他们与梁老在学术上曾有长期的交往，有的还是故交，他们结合自己与梁老相处的时光，回忆了梁老在学术上呕心沥血、教育上殚精竭虑的故事，他们的发言真切之至，感人至深！江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农业考古》主编陈文华先生年已73岁，虽年事已高，工作繁忙，还是从南昌特地赶来参加梁老的纪念会。陈先生提到了自己参会的“三大理由”，回忆了创建“农业考古学”时梁老对他的帮助，30多年前梁老的鼓励坚定了陈先生开创新事业的決心，其中许多小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还回忆了他与华农农史研究室3代学人长期的深厚的交情。最后他朗诵20年前填的二首歌颂梁老的词作为精彩发言的结束。由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统稿等工作关系，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李根蟠教授与梁老也有长期的交往和合作，梁老的热情好客，自己掏钱请吃饭，令李先生至今难以忘怀；梁老喜欢写诗，李先生还忆起了当年梁老给他改诗的情景。李先生认为，梁老在农史文献收藏、农业科技史研究的贡献都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时期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原图书馆馆长杨直民教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便与梁老有频繁的接触，多方面接受梁老的教导。杨先生认为，梁老和蔼可亲，由于两人工作的相似，梁老对他学术业务的不断提高有直接引导作用。他认为梁先生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大师的凝聚力、影响力”农史学家。梁老与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有较长期的联系，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也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会议，王先生认为，梁先生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后人不会忘记。梁老属于那种学问既高、桃李众多，且学科组织和建设上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今天中国农史研究有如此规模和成就与梁老等老一辈农史前辈的高瞻远瞩和艰辛奋斗密不可分。中国科技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暨科技考古系主任胡化凯教授回顾了梁家勉先生与钱临照院士在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历史渊源，希望当今学人发扬梁先生的‘史事’和‘史德’，在科学技术史的原野上协力耕耘，不断取得新的收获。梁力新为梁家勉先生的长孙，作为新西兰最年轻的太平绅士，他满怀深情地讲述了祖父的故事。他对祖父把他抚养成人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把自己在异乡奋斗的成功归因于祖父的遗传基因。他认为自己思想里也深深印着祖父为人处事的原则及阔达的胸怀。他还讲到自己童年时期祖父对他的严厉管教和疼爱，在艰苦岁月里，祖父的洁身自好以及对自己的吝啬和对朋友的慷慨，让他终生难忘。
由于时间关系，不少作好准备的代表没有机会发言，但他们的稿子亦展现了梁老各方面的风采。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西北农林大学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樊志明教授追思了梁老、万国鼎、石声汉、王毓瑚等农学、农史界前辈学人，认为他们不仅具备兼事之能，同时又各有专精，在事业、学术上互相砥砺切磋，往往亦学亦友，互相结下了深情厚谊；认为现今农史学人要弘扬农史先贤的道德、精神与学问。刘锋先生为
现任图书馆馆长，他对梁老这位自己的前辈、任馆长长达31年的同行也有深情的感怀。他忆及了梁老在华农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工作的情形，对梁老留下的丰富典藏和长效的图书管理经验倍加珍惜，并认为梁老的功绩将永远激励华农图书馆人不断进取！周肇基教授作为农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与梁老相知多年，共事十载。周教授历时性地回忆了梁老各个阶段的重要事迹：从在中大的求学经历到抗战随校迁移的颠沛流离，从在华农创设农业文献特藏室到成立农史研究室，从创设第一个农史硕士点到编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创办《农史研究》，等等，认为梁老对农史室、对农史学科发展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奠基性的。彭世奖教授作为梁老多年的助手，是继周肇基教授之后又一位继承梁老未竞事业的学者，他也与梁老长期共事，梁老的许多事迹为他所亲历。彭教授《人守学，学守书，书守类》一文，记下了梁老在搜集、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农业文献方面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梁老四方购书、扩大典藏的决心和努力，读来感人至深。华南师范大学黄世瑞教授为梁老培养的第一个农史硕士，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农史硕士，他的《怀念梁老》一文，诗文并茂，追忆了梁老的许多感人故事。从最初梁老指导他求得入学门径，到后来他成了梁老的学生。虽然后来没有回到农史室，但领衔创建了广东第二支科技史队伍，将梁老的事业发扬光大，梁老在天有灵，应会欣慰的。林枫林先生是梁老晚年的助手，在梁老身边多年，梁老当年上课的情景他依然记得。在文章里还追忆了他陪同梁老进城、出差的诸多细节和梁老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梁老全心全意从事农史研究，献身科学事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念旧，纯真，不畏权势，毫不造作。穆祥桐先生是中国农业出版社编审，作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两书的责任编辑，他回忆了编辑这两书尤其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与梁老、闵宗殿、李根蟠、彭世奖等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光，梁老的高超学识、选贤任能和科学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那段时光是那么的难得、珍贵。同时，穆先生对梁老因年龄关系由《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主编改任顾问（后由游修龄教授任主编）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由衷敬佩。年近八十张湘琴先生是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科学哲学博士生导师，她上世纪80年代曾筹办、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科学哲学委员会和全国农林高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编《农林辩证法》杂志；1990年代担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农业科学卷》副主编，她在收集、编纂农业科技史专家资料的工作中，深为梁老的专业研究精神和个人优秀品格感动，从中受益匪浅。她說，她因此由衷地感怀梁老。
另外，梁老的亲人也纷纷撰写纪念文章，表达对长辈的难忘之情。梁老的女儿梁眷衡回忆了父亲在连县中学、中山大学农学院工作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的敬业精神。她指出：父亲平等待人，对兄弟子女如同亲生子女，一视同仁。他十分关心子女的学习、成长，并在他们人生道路上多有勉励和指导。梁老的侄子梁迪管先生撰文《忆我的八伯父梁家勉先生》，表达他对伯父一家的感激之情。由于父亲过早离世，而当时伯父家孩子多，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梁老还是承担起了对他的抚养、教育工作，直至自食其力，梁迪管对梁老夫妇长期对他的关心至今还感激不尽。他认为，梁老“是一个大孝之人、大爱之人和大义之人”。
在纪念大会的最后，人文与法学学院刘信洪书记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梁老的精神是
的宝贵财富。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暨南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也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农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南方电力公司等单位和个人也赠送花篮，纪念梁家勉教授誕辰百年和
农史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其中科学史研究所贺信写道：“
农史研究室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农史研究重镇。几十年来，在梁家勉教授、周肇基教授、彭世奖教授、倪根金教授的领导和努力之下，在中国农业科技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在国内外农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诚挚地祝愿由梁老前辈开创的农史事业发扬光大。相信梁老的道德文章必将随着农史事业的兴旺发达，为越来越多的后人所景仰和缅怀”。
二、多学科视野下的农史交流
22日下午为农史学术研讨会，分别由吴宏岐教授和古开弼研究员主持。此次会议共收到专题研究论文40余篇，其中有18篇在大会上报告，不少论题引发了学者极大兴趣，由于时间关系，一些讨论难以展开，与会者纷纷表示会下再作进一步探讨。这40余篇论文兼及农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方法，体现了当前文理交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取向；涉及了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农业经济史等方面的议题，内容丰富，不少文章角度新颖，问题意识清楚，新见叠出。大部分文章所引材料丰富，推论合理，尤其是有几篇考证性的文章，除了志书外，还引用了大量的诗词、笔记等资料。另外，不少往常看似冷僻的题目，这次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次会议上，一些年轻一辈的学者纷纷亮相，所作汇报虽稍显稚嫩，也预示了农史研究后继有人。按照研究主题，我们对所有文章大致作了分类，以下按所分类别对这些文章作一简述。
1、农业科技史
对传统农业科技史的探讨历来是农史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此次会议，学者们有的解读历史、文学资料，有的利用考古资料，有的运用档案材料，有的进行实地调查，等等，他们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展开论述，其中不少议题角度独特，内容新颖，观点创新。
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农学的基本内容及农学概念的演变》从汉文“农”字的本义、“农学”一词的由来出发，介绍了农学的基本内容，如耕种、畜牧等，并以古代图书目录为参考梳理了古代典籍中“农家”的含义。王頲（暨南大学古籍所）《传拟占人——〈香山居士传〉与占城香》讨论了占城香的特性、产地、贸易路线及使用情况。以往学者侧重于香料贸易和使用的研究，而该文对于香料生物特性的翔实考据，丰富了科技史的内容。王頲、刘文飞（暨南大学古籍所）《波漾鹦鹉——唐、宋、元代饮器鹦鹉杯考》通过历史文献以及唐以后诗文词赋中的相关材料详加辨析，考证了古代“鹦鹉杯”的出现和使用情况，进而考证了“鹦鹉杯”与“鹦鹉螺”制度的关系，文章还述及了古人对鹦鹉螺生态的记录和分布情况。王頲、王为华（暨南大学古籍所）《畦田跨马——宋、元、明农具秧马考》考证了农作器具“秧马”的出现、推广及衰落的过程，从秧马的构造、使用方法及起源等角度展开论述，认为近世秧马的形制删减，且只用于拔秧。作者推断秧马的起源很可能在广东。后三篇文章，以大量文献材料进行论说，展示了作者札实的考据功底。邱龙虎（华南师范大学科技史博士生）《传教士与农业的东渐西传》探讨了传教士为农业的“东渐”和“西传”所起的积极作用。文章认为，传教士们通过翻译西方农业书籍、创办报刊杂志、创建农业院校、培养农业专门人才等传播了西学。同时，他们通过书籍、书信、标本等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状况和农业知识。刘兴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书?禹贡〉“织贝”考》对《尚书?禹贡》中所记扬州土贡“织贝”的特质、来源进行考证，推导吉贝和织贝的关系，认为“织贝”是织木棉为布之意，战国以来即是海南岛的重要土产，大约在汉代有了“广幅布”之称，是后来黎锦的源头。卢 勇、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国古代紫胶虫原产地考辨及利用探析》以少为人知的紫胶虫这一古代经济昆虫为主题，新颖有趣。通过考证，文章认为紫胶虫的培育是我国先民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贡献。文章还对紫胶在着色、医疗、建筑、绘画等方面的使用情况作了梳理。作者的阐述，增加了我们对我国昆虫养殖史的了解和工艺发展史的认识。沈志忠（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编辑部）《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指出近代农科留学生通过组织创办了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等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创办《中华农学会报》、《林学》、《畜牧兽医》等农业科学刊物；组建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等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全面推进农业科研工作；创建新系科，编写新教材，着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米亚、倪根金（
农史研究室）《1928年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及其意义》关注的是1928年中山大学农科主持的西沙群岛考察活动，文章厘清了这次科考活动的史实，如考察的缘起、成员、行程和成果等，强调该次活动是我国第一次科学性质的调查，在科技史上和西沙水产开发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杨沛（中山大学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昆虫”一词相关成语的由来与赏析》等文。
以农业考古来探讨农业起源、稻作种类等问题是历次农史年会的主题，此次年会亦有不少这类文章。张文绪（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向安强（
共管学院）、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式挺（广东省博物馆）、肖东方（广东曲江区博物馆）《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运用性状差异显着性测定、欧氏距离比较、粒型判别函数等方法，对石峡遗址25 粒完整的炭化稻米，复原为新鲜稻谷。通过综合分析，认定石峡古稻为一正向籼、粳两亚种分化的栽培稻种群。张镇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从英德牛栏洞来看农业起源与陶器起源的关系》试图从英德牛栏洞出土的水稻硅酸体和原始陶片（块）来说明农业起源与陶器起源之间的相关性，作者以丰富的考古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得出两者关系密切的论证，文章还对陶器起源和农业起源的中心区问题进行了阐述。袁进（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西樵山文化族属初探》考证了珠江三角洲蛋人这一岭南最古老且沿续时间最长的土著族群，为岭南文化的来源增添了新解释。作者认为“西樵山文化”是蛋人创造的一种原始文化，出现于距今6000年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渔猎、捕捞生活为主，维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贝丘、沙丘遗址是蛋人先民临时性、季节性的陆上宿营地。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与农事问题相关的文章，涉及到作物、土地改良、农业肥料等。肖文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粤闽赣山区传统旱稻研究》以粤闽赣等南方山区的旱稻作为探讨对象，以往认为宋元以后，随着水利的大量兴修和水稻的扩展，旱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作者根据实地调查，认为现今在粤东山区仍有旱稻种植。文章对旱稻的渊源、明清时期旱稻的分布及耕作方式、旱稻在当代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历史上关中东部盐碱地的改良》探讨了关中地区自先秦至明清盐碱地的改良历史，总结出关中不同地区盐碱地的改良规律，为现今盐碱地的利用和改良总结了经验教训。魏露苓、刘峥嵘（
农史研究室）《民国广东政府对化肥的管理举措研究》以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和档案资料为基础，详尽地论述了在陈济棠主政及沦陷前、沦陷后等不同时期，广东政府对化肥的管理、输入、销售的不同政策，并把政府的政策总结为：倚重中山大学农学院等院校的技术检测，组建化肥检验所，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等等。
2、农村社会史、生态史
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关系，及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另外，生态史的研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领域，近年来成果丰硕；生态史似乎也在向社会史靠拢，不少研究体现了社会史与生态史的结合。
此次会议，偏重农村社会史的论文有如下几篇，吴宏岐（暨南大学历史系）《碑刻文献所见清代广东地区的凉亭与凉亭施茶风尚》讨论了清代广东地区的凉亭，认为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存在互动关系，是个值得系统研究的领域。文章不仅厘清了广东凉亭的地理分布，而且探讨了其公益功能及运作机制。吴建新（
农史研究室）《明清广东山区的宗族与山林保护——以大埔县〈崧里何氏族史(七修)〉为中心》从社会史和生态史的角度，探讨了山区宗族组织在山林保护方面的双重特性及其局限性。文章认为，山林保护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的国家控制或基层社会控制的方式，都不能实现森林的持久生产。衷海燕（
农史研究室）《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考察明清时期佛山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剖析由水资源引发的水事纠纷，探讨明清基层自治化过程中官府在地方的作用。文中通过对方志、碑刻等文献的解读，再现了几起纠纷及其处理的经过，认为在处理各类水事纠纷的过程中，尤其是区际纠纷，官府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基层社会的自治化”是有限度的。通过这一个案，作者试图与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朱光文（
农史研究生）《清末番禺县的环境保护与乡村社会——以碑刻为中心的讨论》分析清末番禺县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突出了光绪年间番禺县的社会环境问题，并勾勒出乡村空间秩序与环境保护体系及其变化。王发志（广州陈家祠博物馆）《农田在陈家祠建祠中的作用及意义探微》从三方面论述了陈家祠的建立与农田的密切关系，该文角度独特。文章认为，农田是祠堂存活的重要条件，祠堂为同族聚居村落提供了凝聚力。通过建祠，使下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为和谐家族团体的树立提供了示范作用。王福昌（
农史研究室）《唐代渔猎业习俗》探讨了唐代的渔猎风习，对该习俗的渊源、流传、形式详加论述。因唐人生态意识的增强、儒家传统等影响，加之渔猎扰乱了农村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唐代流行断屠钓的风习。我们知道，清代皇帝频繁而大规模举行巡幸活动，而宫仓是保证巡幸活动正常进行的配套设施，学界对康乾巡幸活动的宫仓则关注较少，王晓辉（
农史研究室）《清代皇帝巡幸活动的重要配套设施——宫仓》主要依据档案、《实录》等文献，以热河宫仓为例，对宫仓的建立、功能、管理、变化及其意义等做进一步探讨。此外还有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中西对比下的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性质与生活方式》。
此外，侧重生态史、灾害史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生态文明历史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梳理了广东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如理论建设滞后、产业结构不尽符合要求等方面。根据现行政策，作者理出了广东生态问题的对策。唐元平、衷海燕（
人文学院）《清代广州府的环境变迁与乡规民约?》探讨了明清时期广州府的乡规民约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如涉及水利、城市环境、山林的等等进行了分类剖析。陈志国（中山大学历史系）《清至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以潮梅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论述清至民国时期潮梅地区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的破坏，如水土流失、江河淤塞等，这促使了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为此，人们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一保护林木，订立乡规民约，立碑护林，制止人们的滥砍滥伐；二提倡植树造林并进行实践，从根本上解决森林破坏的问题。陈智慧（
农史研究生）《长泰古环境碑刻考察记》详细记叙了作者假期寻访碑刻的经过及体会，在福建长泰，作者共找到了四块生态保护的碑：护林碑、护石碑、护树碑、护井碑。通过这些碑刻，作者初步展现出一个明清长泰的环境保护。冼剑民、林庆（暨南大学历史系）《明清时期广州饮用水资源初探》主要探讨了明清时期广州饮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水资源的特点与功用。明清时期，广州的水资源主要有饮用井水和饮用溪泉水；饮用井、泉水除了用来维持人们生活等基本功能外，还有医疗养生、社会文化等功能。古开弼（广州市农业局）《薪炭史料的生态文化解读》根据丰富的薪炭史料，梳理出我国木质燃料供需情况的历史，进而论及我国燃料消费史、环境由北向南恶化史以及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史，通过对这三者的变迁分析，证明三者的重叠与耦合有极强的相关性。李平日（广州地理研究所）《两广历史时期气候灾害与农业生产》从灾害史的角度，以大量的方志资料，分析了历史上雨灾、旱灾和寒灾对两广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所有灾害中三者对农业破坏最大。作者认为，灾害史是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分析，用信息化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并加以研究。
3、农业经济史
本次会议，农业经济史的探讨有不少新颖的论述，台湾学者的讨论更是带来了新亮点。为纪念梁老百岁华诞，闵宗殿（中国农业博物馆）先生特别写成《清代小麦的分布与单产》一文，该文史料翔实，讨论了清代小麦的分布、南北耕作制度的变化、小麦品种、小麦单产等问题，认为小麦对清代的粮食生产有不小的贡献。雷福康（东莞市农业局）、杨宝霖（东莞市东莞中学）《东莞现代农业史述论》叙述了建国后至1990年东莞农业的发展历史。文章分四个历史时段（1950－1957、1958－1965、1966－1976、1977－1990）分别描述了东莞农田水利、粮食生产等情况，该文条理清楚，援用了大量数据，概括性地交代了东莞40年的农业史。陈瑛珣（台湾侨光技术学院）《广东移民在台湾中部农业开发跟原住民的冲突与合作——以清代契约文书为主要依据》论述了清代大埔客家移民东渡来台后，在农业开发中与当地原住民的磨合过程；梳理了清政府对台湾汉番的管理制度，如政府采取措施缓和汉人移民与原住民的冲突等。吴贤俊?、刘宏基（台湾侨光技术学院）《清代广东大埔客家移民在台中石冈的农业开发》以台湾石冈三个家族为例，阐述了大埔移民在石冈的农业开发以及石冈农业发达的情形。文章探讨了外来者融入台湾本土的几种模式，肯定了他们为台湾农业开发所做的努力。上两篇文章也说明了广东移民为台湾的农业发展不仅起着人力支持的因素，而且还带来了技术的革新。叶显恩（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所）、林燊禄（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桑基鱼塘生态农业与珠三角近代化风云》论述桑基鱼塘这一生态农业形式出现的机缘、发展过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推动。文章尤其探讨了其文化含蕴，指出桑基鱼塘是传统农业的极致和转型，是稻作文化向海洋文化的嬗变。作者进一步认为，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商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先驱，是该农业形式发展的结果。郭声波、刘兴亮（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试论清代海南岛的槟榔种植与“榔税”负面效应》以种植槟榔的负面效应为重点，考察清代海南岛的槟榔种植问题。作者围绕环境制约、朝廷“榔税”政策来分析其负面效应，认为未能处理好槟榔种植与粮食种植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榔害”的真正原因，不合理的槟榔税只是导火索。乔玉红、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海瑞对淳安农村经济的兴革》论述了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期间为发展地方经济所作的努力，特别对其经济举措作了详尽介绍；文章的论述丰富了海瑞忠诚耿直、节俭廉洁的传统形象。
4、农业文献及其他
文献是治史的重要依据，对史籍、农书的关注与解读，是理解古代农业社会重要途径。学者们一直坚持着对古农书的整理、发掘，并从中得出不少新的认识。这次会议的不少文章，仍然秉承了这一传统。彭世奖（
农史研究室）《历代〈荔枝谱〉述评》系统考证了自宋至清末出现的十几种荔枝谱著作，对历代荔枝谱的内容、作者生平、流传情况等进行了一一评述。作者对古代荔枝谱进行了系统整理，并有专著面世，体现了学者对古农书整理的执着与努力。惠富平、阚国坤（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王士衡〈劝麦说〉与明代海南农业》对《劝麦说》的作者、写作年代和历史背景作了周详的考证。通过对《劝麦说》的解读，证明了海南地区麦作推广的史实，对探明明代琼州稻作农业的特点也有贡献。该文对资料稀少的海南地区的农业研究、古代作物推广路径的追寻等，也有重要意义。周邦君（广东商学院社科系）《〈补农书〉与〈春蚕〉之比较研究》以张履祥《补农书》与茅盾《春蚕》为讨论对象，通过比对农学和文学作品的异同，探讨江南农业文化，角度独特。作者指出，两书都涉及桑蚕业的生产、贸易等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是农学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农史研究应该重视的材料。程存洁（广州博物馆）《手抄油印本<广东沙田史料>的历史价值》介绍了其馆藏历史文献《广东沙田史料》，该文献由光绪的官方文书和民国的官方文书组成，光绪的为手抄本，民国的为油印本；该文献对了解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沙田的清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倪根金（
农史室）《民国广东农业调查报告述论》，根据二年来在广东各图书馆的查寻所得民国时期广东农业的调查报告，详细考察了其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归纳其类型和特色，指出这些调查报告是研究民国时期广东农业状况、水平，以及民国广东高等农业科研和教育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其整体学术价值不亚于“满铁”在这方面的调查。翟麦玲（
农史研究室）、张荣芳（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光启集〉、〈徐光启年谱〉与陈垣先生》阐述了王重民先生《徐光启集》和梁家勉先生《徐光启年谱》两书的编纂过程，论述了陈垣先生对这两部书的关注和评价，探讨了三位大师的治学风格。通过此文，作者表达对梁家勉教授的纪念，并希望藉此倡导学习前辈学者严谨治学的风格。
除此之外，有的年轻学者关注到日常生活中的谚语，考证其由来，选题颇新颖。如吴菲（华南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生）《关于现今流传的夏九九版本之考证》对民间谚语“夏九九”作了一番考证，通过比对几种版本的有关记载，兼及版本考证，作者弄清了其由来和流传范围，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夏九九曾流传到北方。另外，这次会议有的文章虽与农史无直接关系，但其对历史文献的评价，也足资学界参考，如方金福（广东省农业厅编志办公室）《史志同源但各自独立各有区别――读史修志的点滴心得》，作者根据多年修志的经验，认为史志同源但各有别：史以观点领属资料，重在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志在收集资料，核实资料，秉笔写实，旨在存史和教化。作者还以具体事例介绍了修志的要求和经过。
本次大会除了纪念梁先生诞辰百年、农史研讨和农史学科建设交流外，还组织部分会议代表前往东莞、江门和中山市，参观考察了黄埔军校、虎门销烟池、鸦片战争纪念馆、威远炮台、新会高新农业示范区、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孙中山故居和中山翠亨村民俗展览等，感受珠三角的风土人情、近代风云与城乡巨变。此外， 21日晚召开中国农史学会常务理事会议，总结一年来工作和明年工作安排；22日晚召开《中华大典 · 农业典》各分典主编会议，由总主编李根蟠教授主持研究了相关事宜。总之，这是一个和谐、热烈、团结、高效的学术会议。
九、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九次学术会议
2012年9月22-23日，“惠州农业文化遗产暨广东农史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惠州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南京农业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吉首大学、广东商学院、广东中医药大学、广东省社联、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农业展览馆、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广州大学、惠州市博物馆、惠州学院、嘉应学院等20余家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在惠州博物馆会议报告厅隆重举行，由中国农史学会副理事长、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兼农史研究室主任倪根金教授主持。开幕式上，中共
党委副书记钟仰进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林有能研究员，广东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鸿生研究员，吉首大学副校长赵敏教授，黄河学者、郑州大学历史系王星光教授等分别致辞。钟仰进副书记首先代表
对参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简略介绍了我校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教学科研取得的成就，以及农史学科的发展状况，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林有能研究员在致辞中说：
农史研究是广东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一块“品牌”；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能够定期组织农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建议就“农业文化遗产这一块，能不能组织一帮力量，申请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李鸿生研究员一直积极支持农史学科发展，几乎参加了每次的农史研讨会。他深情地回顾了广东农史研究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并总结说，广东农史研究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与农史人坚守的锲而不舍、开拓进取、兢兢业业等三种精神密切相关，让人感动，未来应积极培育团队，争取更大的成绩。赵敏教授和王星光教授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他们与广东农史界的建立的深厚友谊，最后他们也殷切地希望“广东省的农史研究对广东现代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做出更大的贡献”。随后，在黄世瑞教授、徐旺生研究员主持下，戴吾三、王星光、李群、李丽娜、肖文评、吴宏岐、杨品优等七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分成两组，共四个单元进行研讨。专家学者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历代农业科技、农业历史文献、传统乡村社会等诸多领域进行广泛探讨与交流。
此次研讨会共收到研究论文近50篇，这些论文内容丰富，不少文章角度新颖，问题意识清楚，新见叠出。兹将会议报告或论文按专题综述如下：
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广东地处华南地区，是我国农业文化的典型区域之一，拥有一大批热带、亚热带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但由于种种原因，大批遗产还亟待发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此次研讨会多位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彭世奖(
)《试论岭南农业史上的几项特色技术》分别对蚁治虫、稻鱼轮作与稻鱼共作、稻鸭共作、架田、挣稿与冬稻等五项独具岭南特色的农业生产技术做了详细介绍，并指出，这些技术，是历代岭南人民在岭南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则因历史条件的改变而不再使用，但仍可为今后发展农业生产提供参考和借鉴。许桂灵、司徒尚纪（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山大学）《作为文化遗产的顺德桑基鱼塘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关注了顺德桑基鱼塘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他们提出，在产业不断更新换代的条件下，复原传统桑基鱼塘难度很大，但其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却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历史价值，应该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发掘、保护和开发利用之列。
赵飞、倪根金、章家恩（
）《淡水沙梨：惠州市的一类重要农业遗产》对惠州著名特产——淡水沙梨的栽培历史、种类与特征、传统栽培技术做了总结。淡水沙梨是华南地区的梨中上品，始种于明末清初，清末至抗战前种植规模及产量都颇大，并出口到广州、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在抗战、农业合作化及“文革”时期，淡水沙梨的种植与管理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结构演变及主产地城镇化进一步侵占了其生存空间，淡水沙梨产业已趋于衰落，致使有了“已不存”的说法。淡水沙梨主要包括青梨、红梨、香水梨、酸梨、木梨、蜜梨等六个品种。前三种栽培经济价值较高，历史上较多栽种；红梨是代表性品种，种植面积最广。长期以来，惠阳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淡水沙梨的栽培技术，主要体现在嫁接与插枝、间种、施肥、疏果与收获、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增城挂绿荔枝是享誉国内外的荔枝名品，康熙年间便有“粤中荔枝挂绿为最，福州佳者尚未敌”的美誉。赵飞、倪根金、章家恩（
）《增城挂绿荔枝历史考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和现代文献的广泛搜集，考证了增城挂绿荔枝的发展史。挂绿荔枝始见于清康熙八年，经历了清代的“由百到一”、民国的“不绝如缕”和新中国的“抢救与弘扬”等三个时期。其坎坷之命运告诉我们，合理与科学保护这一珍贵农业遗产具有重大意义，可采取以下对策：（1）重视挂绿荔枝的栽培技术研究。（2）系统整理相关文化事项，申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3）建立中国荔枝文化博物馆，宣扬以挂绿为代表的荔枝文化。罗俊波（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潮州茶叶发展史初探》分明之前、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四个阶段，对潮州的茶叶的种植与贸易史进行深入探析，认为：（1）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发祥地，相传也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在隋唐时期，凡有畲族居住的地方，都有种植乌龙茶树。（2）明代潮州的茶叶便成为进奉朝廷的贡茶。清代康熙年间开海以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潮州汕头口岸开埠，茶叶海外贸易逐渐打开，茶叶种植进入一个高峰期。（3）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茶叶发展起伏不定。（4）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州茶叶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培育和引进了许多茶叶品种，大规模的茶叶种植和茶叶产业链逐渐形成。“素馨花”自汉代从异域传入中国南方，并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区广泛种植。周正庆（暨南大学）《素馨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广东人社会生活的影响》通过对史实之梳理及时人文集、诗词歌赋之考证，探讨了素馨花传播路径及其对广东人的社会生活影响，认为：“素馨出南海”自汉代传入广东南海以来，至宋代经福建“万里来商舶”传至长江游下游的江浙地区，并且往北传，进而成为黄河流域地区富贵人家庭院中之植物娇宠；而在南方，特别是在广东，素馨不仅作商品以资百姓之衣食，而且发展成为广州精神文化之表征，影响着社会民俗生活之诸方面，在明末清代成为广州有名的“市花”。
近年，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保护广东省古村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丽娜副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六年风雨路 无尽古村情——浅谈广东古村落保护工作》提出，古村落是一种文化样式和文化象征，古村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根基性地位，其最大价值在于文化意义，是岭南文化的“根”。保护广东省古村落可采取以下思路：（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坚持政府主导和民间保护双结合的保护道路；（2）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制度，尽快建立健全的保护机制；（3）加大扶持力度，设立古村落保护专项经费；（4）做好调查规划，确定保护模式和内容；（5）正确理解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6、加快对古村落的历史资料整理与出版工作。
岭南地区的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黄世瑞、孙逊（华南师范大学）《东坡诗与惠州农事管窥》一文主要以被贬惠州时的苏东坡据所见所闻有感而作的诗词中关于惠州农事部分为研究对象，介绍当时惠州相关农业的状况，如秧马的推广、水利工程建设及荔枝种植等。邹红梅（惠州技工学院）《探讨艺术的价值——现代美术产物惠州龙门农民画的价值结构》通过研究现代美术产物——惠州龙门农民画的价值结构，提出，当地的农民画的艺术价值经过不断的价值结构调整，完成了工具价值、终极价值、人文价值。竹枝词来源于民间，以展现民间生活为其特色。谭丽婷（
）《明清竹枝词中的岭南农业习俗》在搜集岭南竹枝词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正史典籍和前人研究，并运用民俗学等相关知识，对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农产贸易习俗和农事节日习俗做了分析，从中可见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丰富多彩的农业习俗生活，从侧面也可表明，这一时期当地的农业文化发展已相当成熟。
广东之外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有学者关注。王柏中（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植物学视域下的传统彩棉——兼论上甲短衣壮彩棉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从民族植物学的视角，探讨了生活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的上甲人的彩棉物种及其文化内涵，认为，包括彩棉物种在内的上甲彩棉文化，由于其兼具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双重属性。在科学价值方面，彩棉作为一种稀有的民族植物，具有自然物种的存续价值和植物学的科研价值；在文化价值方面，彩棉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地方文化内涵的民族植物，是传承上甲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值得重视和发掘。卢勇、张俊霞（南京农业大学）的《试论中国梨文化的内涵与渊源》首先界定了梨文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考证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梨文化发展各个阶段和特点以及我国梨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对当代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介绍和点评，认为：必须完整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梨文化的概念，其发展的渊源脉络、主要内容，并以继承、弘扬传统的梨文化为基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才能更高效地拓展梨产业，开发梨价值。
二、历代农业科技研究
农业科技史一直以来都是农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农史研究较为深入、成熟的领域。此次会议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提交。
稻作史研究向来是农业科技史的重点。向安强、黄碧华、张文绪等（
）《广东龙川坪岭头遗址出土古稻研究》根据考古材料，对广东龙川坪岭头遗址出土古稻进行研究，认为：龙川古稻多数为性状与野稻及早期古稻不同，比较接近籼、粳稻类，可初步认为龙川古稻属于倾粳稻类型的栽培古稻群；龙川古稻的发现，填补了粤东史前稻作考古的空白，其对分析岭南地区栽培稻的演化与传播很有意义。肖文评（嘉应学院）《粤闽赣传统旱稻研究》探讨了闽粤赣地区旱稻的历史渊源、明清时期分布、耕作方式及其社会影响，进而以大埔县梅潭河流域为例，研究了旱稻与水稻“相争”的历史。他提出，作为一种有千余年历史的稻种，其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有重要的生物物种开发价值，应该对当代旱稻进行开发与利用。
三杨庄遗址的汉代农田遗迹，是了解当时农田具体形态以及耕作技术的重要考古发现。王星光、符奎（郑州大学）《三杨庄遗址所反映的汉代农田耕作技术》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提出：代田法并非一种单纯的土壤耕作技术，其实质是经过中耕等环节实现了甽与亩“岁代处”的中耕技术，依据目前的考古材料，尚不能排除三杨庄遗址内发现的农田遗迹是实行代田法的可能性；结合聚落遗址在汉代的宏观与微观环境，以及汉代冬小麦的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广泛推广的史实，可知该遗址内大面积存在的这种垄沟与垄背相间的垄作农田正是为适应其周边环境的一种技术选择。杨杰（暨南大学）《岭南地区家养黄牛起源问题初探》一文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骨骼形态、测量数据、考古现象以及区域动物群的对比和分析，对岭南地区家养黄牛的起源时间、模式和动因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家养黄牛最迟于南越国时期从北方传入岭南地区，而且家养黄牛被引进到岭南地区的动因应与黄牛提供肉食、畜力以及黄牛被赋予的象征意义等方面有直接关系。
土地利用是农业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宏岐（暨南大学）《先秦至宋元时期广州土地利用状况》以广州土地利用状况为切入点，研究先秦至宋元时期不同阶段广州市现辖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认为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先秦时期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稀少，土地类型以农用地为主且仅仅处于零星开发阶段。秦代南海郡的设置与人口迁移对广州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及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东晋南朝时期，今广州市区土地开发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但同时也具有波动性的特点。隋唐时期，广州城市建设用地有所扩展，城镇周围形成蔬菜种植区。宋元时期，城市用规模与类型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围绕广州出现了一些小城镇。周晴（
）《15—20世纪中叶珠江三角洲低塱区的农业开发》对常年积水或季节性积水的已利用低围田或未利用荒塘沼泽地进行研究。她认为，明代以来，随着围堤、闸窦修建的增多，低塱区的开发得到加强，表现在：当地农民依据低塱中积水深度的差异，分别种植浮水稻与深水稻，种稻区域多实行种稻与养鱼轮换的耕作制度；西北江沿岸的低洼地区还有许多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浅水湖泊，沿河沙洲中有大面积的草塘，这些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以种植经济水生植物为主。
郭声波、吴理清（暨南大学）《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番薯在粮食消费与产量中的地位》一文以民国时期为例，对广东地区番薯占总粮食的比例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显示：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番薯占粮食比例随各种因素波动，范围：15%～20%；比例存在区域差别，沿海地区番薯种植比例较高，个别县番薯在粮食中比例超过水稻，成为主粮，而水稻反而成为副粮。
近现代农业科研机构与人物也受到重视。邱龙虎（广东医学院）《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农业科学事业（1928-1949）》通过对相关史料系统梳理，认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虽未专门设立农业研究所，但相关下属研究所在农学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如在动植物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研究，动植物生长发育、病虫害防治，水灾、气象、物候研究，植物医药及森林学研究，农业经济状况等领域的科研和农学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清末广东农事试验场的建立，在近代广东农业史上具有界标性的意义。喻莎（
）《广东农事试验场农业科技试验与推广浅探（1908-1923）》探讨了广东农事试验场成立至改为农业高等专门学校时期进行的对稻作育种与改良、蚕桑技术、化肥试验、植树造林等方面的农业科研活动，分析了当时试验场对农业科技试验和推广情况。这些试验和推广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贡献并不十分显著，但其科研活动亦代表了当时广东的农业科技水平，具有前驱性意义。李群、包艳杰（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和家畜传染病学奠基人——罗清生教授》从师承、科研、品格、教书育人和主要论著五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和家畜传染病学奠基人——罗清生教授的一生及其成就展开深入研究，认为：罗清生教授为人清正廉洁、平易近人；在名师指导下，立志学农，科研成就斐然，治学严谨，重视实践。
三、农业历史文献研究
文献是治史的重要依据，对史籍、农书的解读，是理解古代农业技术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对农业历史文献中的植物名实进行考证是件颇显功力的研究。，王頲（暨南大学）《椒经六月——地椒、小椒及相关植物勘对》论述了地椒的分布、用途、与小椒等相关植物的异同，认为：元及明“地椒”的分布，大都在“居庸关”所在“燕山”迤北；“地椒”的用途，既是为驼、马、牛、羊食用的牧草，又可以当作食用肉的上等调料；“小椒”是明中以后“地椒”的“异称”，又名“地椒”的“水楊梅”在形状与气味上与“地椒”不同。刘玲娣(
)的《<齐民要术>札记二则》以《齐民要术》中的“枣油”和“胡麻油”为例，依据相关文献加于辨析，作者认为：《齐民要术》中的“枣油”是对《释名》的继承，但“枣油”并非真正的植物油脂，而是外形似油的膏体状果酱；书中的“胡麻油”，实为后世的芝麻（脂麻），与汉代文献中的“胡麻”指亚麻不同，胡麻是亚麻和脂麻的泛称，其内涵因时因地而异。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濬所著《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传统植物学著作中的精品。魏露苓、周凯欣（
）《海花蛮草数岭南——<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广东花卉辨析》以此著作为考察中心，辨析其收录中的广东花卉品种，该书的第30卷记录花卉29种，全为岭南花卉，其中有14种原产国外。同一地区的植物集中到同一卷中，且有如此高比例的“洋种”在内，这在全书中是唯一的。究其原因：（1）岭南地区自古对外交往频繁，在闭关锁国的时期仍然保持“一口通商”，而且华侨众多、毗邻港澳，为引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热带、亚热带气候使来自温暖地区的植物引种成功成为可能。
重要科技典籍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增补食物本草备考》是广东食物本草类著作的代表作，郑洪、廖春红（广州中医药大学）《<增补食物本草备考>版本及作者初步考察》提出：通过对该书现存版本的考察，认为《中国中医古籍目录》著录该书最早版本为雍正十年的说法依据不足，此书应主要在广东翻刻流传；通过对《增补食物本草备考》、《食物本草会纂》与《生草药性备要》同名药内容的比较，认为《增补食物本草备考》与《生草药性备要》作者同为何克谏。周邦君（广东商学院）《包世臣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及其相关问题——以农学杰作<郡县农政>为基础的重新分析》着重依据《郡县农政》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基础，参考其它文献，对包世臣如何思考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分析，认为：货币问题是包世臣长期关注的基本经济问题之一；无论是在鸦片战争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包世臣针对货币方面的基本主张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大体上呈现出重制钱、轻白银、谨慎而有限制地发行纸币这样一条比较清晰的思想线索。汪小虎（华南师范大学）《“观象授时”的半成品——<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残历考》一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收录《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残卷为研究中心，经对比发现，该历年份并非庚申。据残历之纪年表推断，其年份当属下一年，即辛酉年。因皇位更替，二度改元，出现了两次变更历日年号的特殊情况。笔者提出：“泰昌元年”或所有本，建议仍据原笔书题写《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定名；辛酉年历之印造、颁行过程，可为今人审视古代“观象授时”现象提供一个有益视角。《手艺中国》（原名China at Work）是美国学者霍梅尔据他本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所做的调查实录编撰而成，1937年在美国出版。由于实物资料的丰赡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被公认在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工具史、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戴吾三（清华大学）《<手艺中国>的学术价值与人文思考》介绍了《手艺中国》的作者、学术价值、主要内容，进而提出，在研究中国的生产工具和传统工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劳动者的情感，这虽属于人文的内容，然而它对读者的影响却超乎预想。
倪根金(
)《中国土壤学主要开拓者邓植仪教授著述考》对我国土壤科学主要开拓者、著名农业教育家邓植仪教授著述展开深入研究，认为：邓植仪生前完成的著述（含合撰）至少在120篇（部）以上，其中一些新见论著，不仅反映了邓氏的学术成长历程和教育思想变迁，而且有的在中国现代土壤学创立史上具有开创之地位；这些著述不应被学界忽视，应系统整理，并纠正一些宣传文章错把他人论著当作邓氏成果的失误。《农声》创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是民国广东存在最久的农业刊物。刘子呢(
)《民国农业期刊<农声>初探》从创刊背景、发展沿革、刊物风格、发行等方面对该刊作较为系统的总结，丰富了人们对该杂志的认知。她进而提出，该刊为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状况、农业高等教育与科研状况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是窥探民国时期农业科技和农业院校发展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
四、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届会议也有不少有关乡村社会与乡村经济的研究。
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传统社会秩序与乡村社会》分析了我国传统社会制度的历史，并与西方加以对比，进而深入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乡村社会的特点，提出：（1）中国的历史自秦代开始，即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统治社会，典型的结构是官民结构，这种政治制度与西方有中间阶层的三重结构的分权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其最为重要的特点是缺乏中间层。（2）二重结构、不断重新洗牌下的乡村社会性质表现在：大一统社会的乡村松散非一体化结构；明代以前的村落聚居并非同姓；社会的一体化始终没有完成；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呈现谁也不管的现象；共同体不存在。
广东传统乡村社会是不少学者喜欢探讨的问题。刘正刚、张慧（暨南大学）《从黄埔村碑刻看清代广东乡村妇女生活》以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田野考察时获取的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分析当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清代番禺女性对婚姻形式可以有所选择，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大传统中，仍有地方小传统文化生存的空间，至少在珠三角地区呈现出的妇女并不是完全受男人操纵的棋子。吴建新（
）《明清广东农村的自杀行为》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的自杀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探讨，认为：该行为可分为抗争型和报复型两种类型，往往与企图谋夺他人财产的图赖行为有关；当地的官员与士绅，对革除自杀和图赖风气采取了铲除断肠草、判决自杀以图赖者责任自负、严惩图赖者和进行教化等多种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未能彻底禁革这一风气，这是封建国家的法律与伦理观念向民间社会扩散和渗透的过程，也是明清广东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一部分。杨品优（
）《资助与规训：关于清代惠州归善宾兴馆及其作用的探讨》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分析了惠州归善宾兴馆碑刻资料，认为，惠州归善宾兴馆主要是由惠州府以及归善县士绅捐资建立并主要由其管理，其主要功能与作用是对士子资助与规训。该文有助于我们认识与理解清代广东宾兴组织的先导与基础，加深对广东此类科举社会组织认识。
王福昌（
）《傅衣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从山区发展到平原”论发微》梳理傅衣凌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从山区发展到平原”论产生、发展的过程，然后以闽粤赣边山区为中心考察明清以来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从山区发展到平原”的动因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了傅衣凌的观点。宜章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与粤北四县相接。吴滔、毛帅（中山大学）《轮班到定居：明代宜章黄沙堡的早期开发》通过当地所发生的史实与应对措施研究了明代宜章黄沙堡的开发，发现：（1）嘉靖之前，这里的居民点基本是以厝、庙，或者散居聚落为主；（2）随着军事戍守由轮班到定居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嘉靖之后，屯田组织，以军户为特征的聚落景观开始出现；（3）随着时间推移，盛世承平，聚落开始发展，慢慢形成单姓聚族村落。“粮户归宗”是清初福建、广东等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的里甲赋役改革。陈志国（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清初的粮户归宗与东南沿海的聚落格局——以香山安堂林氏为例》以香山安堂林氏为例，探析了粮户归宗改革推行下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他发现，安堂林氏聚族而居是在清初复界后开始出现的，到了乾嘉年间安堂林氏势力逐渐壮大，开始出现科举功名人物；安堂林氏在地域空间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且逐渐形成一定的聚落格局。不难看出，粮户归宗的推行与东南沿海聚落格局形成之间具有密切关系。陈贤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柘林兵变与明代中后期广东的海防体制》针对以往研究者较少留意与嘉靖四十三年柘林兵变因果关系的前后历史事件和制度背景等研究不足，指出：兵变事件一方面显示出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的发展趋势和困境，即雇募民兵商船取代卫所军船进行巡海备倭，但囿于兵饷难以为继，船户不堪重负，无法持续保证制度良性运作；另一方面对后续的军事改革也产生深刻影响，直接促成当局调整沿海兵船布局，这成为随后官府在征剿海寇战争中陷入被动失措的导火线。潘雪梅、衷海燕（
）《国家意志与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境——以珠海平沙华侨农场为例》通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1949到1978年的相关开放档案，结合实地调查，探讨了国家意志和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境问题，提出：国家意志对农场的发展现状及归侨的地域认同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着社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平沙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陷入了困境；“家”应着重为其成员提供归属感和主人翁感，从而最终完成归侨重建家园的使命。
沂沭流域是清末水旱灾害频发地区之一，《清代沂沭流域水旱灾害与政府应对初探》认为面对灾害，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严行报灾与磡灾制度、赈济与借贷、倡导义捐、广设仓储、兴修水利等应急和预防措施；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及官吏的腐败、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等原因，对策存在诸多不足，但仍对沂沭流域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农田水利建设是农业的命脉，衷海燕（
）《水权与水利书写的纷争——以泰和县槎滩、碉石陂为例》以该县槎滩、碉石陂为例，分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清后期至民国三个阶段，探讨了地方社会围绕该水利设施而展开的水权与水利书写的纷争。前期主要是陂利的争夺，随之是水利共同体的内外利益不同发生纠纷；后期则是文字书写的纠纷，即地方志上应如何进行文字记载。从中，揭示了“水利共同体”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变迁。清末民初广东林业资源锐减，叶恒（
）《民国广东官方造林运动原因探析》认为，是由政府和民众对林业资源认识缺乏，木材需求量大增，丧葬习俗等诸多因素所造成。林业危机凸显也促使了1929年官方造林运动的开展。广东此次造林运动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是由于广东前期准备工作到位，法律法规健全，林业需求与日俱增，救济失业人口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会期期间，还进行了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工作，倪根金当选为会长，陈忠烈、吴滔、郭声波、黄世瑞、程存洁、魏露苓为副会长。会后，与会代表到东江民俗博物馆、惠州博物馆和邓演达纪念园进行了学术考察。此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惠州市委员会、惠州市合作供销联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